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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礼金刑法规制研究

 论文栏目:国内刑诉论文     更新时间:2019/2/26 10:47:13   

摘要:早在2014年,收受礼金行为被写入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之中,甚至将其设立成单独的罪名,也迅速成为公众的话题热点。虽然最终的刑法修正案并未将其写入,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的行为是否该入刑,以何种形式入刑仍值得学术界关注研究。

关键词:礼金;贪污;入刑

一、收受礼金刑法规制的必要性

(一)收受礼金现状

随着“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主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无论是普通百姓群众还是法学界的众多学者对这一行为的重视程度也愈加深刻。然而伴随着反腐调查的纵向加深,发现行贿和受贿的方式变得多样化。其中关于“收受礼金”这一行为逐渐成了收受贿赂的“灰色地带”。我国的传统文化偏向于“人情社会”,讲究礼尚往来,但恰恰许多收受贿赂者正是打着这种人情交往的幌子。故传统的人情交往,在某些时刻呈现出犯罪的特征,恰如此种不正当的收受礼金。虽然我国相关现行政策将治理腐败行为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工作,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并非特别完善,最终倒是某些贪污贿赂的行为并未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十八大至今,大大小小的落马官员数量令人瞠目结舌,不仅仅有省部级官员甚至还有副国级以上的领导。在众多的贪污案件的调查过程中,逐渐发现现在的贪污贿赂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多,导致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死角。其中收受礼金、礼品的现象尤为突出。收受礼金的行为往往会被赋予上人情交往的面纱,这是由我国的传统文化决定的。但是在当今社会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在某些职务上的影响力,大肆收受礼金,或者是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敛财。像类似于这样的行为相比较其他贪污贿赂的行为而言很有隐蔽性,导致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对于类似的行为有的被认定为是行贿受贿、有的被认定为是简单的违法违纪、甚至于还有的被认定为正常的礼尚往来的混乱现象。基于当前反贪反腐的需要,以及关于非法收受礼金现象频发却在定罪量刑上存在很大的难度,故撰此文。

(二)刑法规制的目的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的行为在刑法上之所以存在争议,首先是因为行为场合隐蔽,也就是收受礼金行为存在多样化的发生情况;再次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受贿罪必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前提,而且存在请托的具体事项;最后收受礼金的行为是否具备所谓的“职务关联性”。究竟如何有效规制收受礼金行为?收受礼金行为是否应由刑法规制?收受礼金行为是否应该单独成罪?理论界对此争议颇多,所以,关于收受礼金问题的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从而有利地推动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收受礼金的行为因缺乏有效的惩治,以致于该种模式的受贿行为愈演愈烈,极大影响了良善的社会风气,引发群众的抵触情绪,严重的降低公信力,不利于当今政府的执政。并且收受礼金很大程度上给正常的政治环境撕开了一个口子,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一个不正当手段。运用刑罚手段规制收受礼金的行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收受礼金刑法规制进行专门研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收受礼金行为是否应由刑法规制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在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人情往来。中国人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或者是某些重要的场合,特别注重礼尚往来。这种形式的送礼实质上是含蓄委婉表达自己的情感,并非是助长社会的相关不良风气。换句话说,礼金并非是违法犯罪,只是一种承担群众情感的载体,哪怕这种载体指向的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是我国优良传统中“报”文化的体现。假使这种由来已久的人际交往方式由刑法来规制,势必会造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忧虑———担心因“随份子”而犯罪。加上早在几年之前,就有著名学者曾透露过,收受礼金的行为已被写入了当时的刑法修正案,甚至于要单独将其列为一个独立的罪名,但是在最终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并未设置单独的收受礼金罪,这就更造成了一部分学者认为收受礼金的行为不应该由较为严苛的刑法来规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在现有的法律体系面前,倘若与社会生活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轨时,我们不是应该采取随意创设新的法律,而是应该尽可能的在尊重现有的法律条文的基础上,凭借合乎法理的解释使得现有的法条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因为法律的存在必然要尽可能保持其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法律的权威,不能单纯的为了迎合严惩贪污贿赂犯罪的政策而改变尊重实体法的基本立场,更不能为了迎合社会某些范围内的现象而放弃自始至终都一直在坚持的刑事原则。也有学者认为,当前社会发展较为迅速,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原本正常的礼尚往来成了某些别有用心者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途径,由其是针对国家公职人员。如果说原来的礼金是一种“表意性”的人情交往,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礼金演变成了“实用性”的人情交往。此时,这种礼金就不再是情感的载体,而往往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风气。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既扮演者公权力行使者的角色,同样也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人,也离不开传统的社会环境,这就造成了一种“感情投资”现象。越来越多的心怀不轨者并不会在求人办事的档口去行贿,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礼金。收受贿赂不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权钱交易,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再打着某种借口的名义“合理”地收受礼金,比如乔迁、过寿等,这就表现为“以感情投资为名,放长线钓大鱼”。然而针对这种情况,目前只有相关的党规党纪以及内部条例规定,并未形成完备的预防惩罚机制。加上深化改革以来,官员的贪污腐败案件层出不穷,其中受贿罪由于罪状的原因———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导致“感情投资”型的犯罪行为得不到全面合理的治理,这就造成了许多政府官员打着“人情交往”的幌子,却做着一些破坏其职务廉洁性的勾当。虽然这种收受礼金的行为破坏了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但是收受礼金不要求即时的“权钱交易”,并不符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了,由于立法的缺失,造成了司法过程中就此类案件处罚的不合理。更有学者指出,恰恰是因为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并未将违规违纪收受的“礼金”、“红包”等明文写入刑法,所以导致相当一部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存在着“礼金仅仅是正常的礼尚往来,尽管数额较大,无非是违反了党规党纪,不会上升到违法犯罪的高度”的思想。基于此中借口,收受礼金后再不同程度上必然会倾向于送礼者,很大程度会弱化公正廉洁的执政思想。同样,对于一部分落马官员而言,有时“礼金”、“红包”也是其脱罪的一种手段。正如前文所言,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而言,贪污腐败分子在诉讼过程中通常会将收受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部分财产辩解为接受他人所赠的“礼金”。由于“礼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违法犯罪,所以往往会导致办案机关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比较棘手。因为就真正的司法实践效果而言,犯罪人许多的犯罪所得一经被贴上“礼金”等标签,加大司法难度不说,也经常会成为犯罪人脱罪的借口。加之地域发展水平、民族风俗的不同,对于礼金的认定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公务员内部加大了相关的惩处措施,但是这种收受礼金的行为仿佛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反而愈演愈烈。因此更多的学者认为无论是从刑事立法要符合刑事政策的需要考虑,还是从腐败犯罪事前预防的必要思量,用立法的形式来规制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行为还是很有必要的。2.关于收受礼金行为是否应该单独成罪的问题。前文所述,在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的过程中,多数不具备当事人请求事项,或者是请托事项不明确;加之收受礼金又不一定和该国家总作人员的职务有所牵连,也就是不具备真正意义上受贿罪中要求的职务关联性,所以绝对不可能成为现行刑法中的贿赂。对于收受礼金这一行为而言,因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故不为罪;行政法中对其规制的力度以及范围有限,不尽如人意,所以有必要采取更为合理有效的规制手段,用来遏制这种“恶意的礼尚往来”。现在相关学界对此的看法不一,但主要观点有二,分别是“修正说”和“增设新罪说”。修正路径说目的在于通过虚置甚至删除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件的做法,将收受礼金纳入扩张后的受贿罪犯罪圈。增设新罪说则是在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之内、受贿罪犯罪体系之外增设”收受礼金罪”,将其罪状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状态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配以相应的法律解释,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的行为在刑法上具体细化,做到真正的有法可依。修正学说中,将该要件虚置的核心在于:当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受他人财物时只要是意识到他人有所托请的事项,就将其默示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此时所请托的事项不要求具有即时性。但是这种学术观点不利于法律的严谨性,可能导致受贿罪犯罪构成主观与客观要件界限的模糊,容易扩大犯罪圈,并且与更加明显的权钱交易相比,收受礼金的社会危害性毕竟要弱一些,故其刑罚也应该与其他的受贿行为要严格区分开来。而主张将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删除的出发点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纵观古今中外关于受贿罪的立法要件中均无“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二这一要件与受贿罪法益侵害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受贿罪侵犯的为职务廉洁性,而非某人具体的利益;其三,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性质相同,因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必然会利用本人自身职务,二者性质相同。增设新罪说则较为直观,在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之内、受贿罪犯罪体系之外增设“收受礼金罪”,配以因实际需求、据以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准的相对确定的数额定罪标准,并且辅以相对应的法律解释。以明文立法的形式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行为与收受贿赂行为严格区分开来,把握各自的特征,并分别处相应的刑罚,理清二者的差异,真正做到司法过程中的有法可依,防止刑法适用的混乱。3.关于收受礼金行为的其他焦点问题。在对非法收受礼金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时,如何区分“感情投资”还是正当的“人情往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样关于礼金数额的限额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学者表明,在我国贪污受贿罪的入罪标准是3000元,而非法收受礼金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并未到达直接受贿的严厉程度,再因此非法收受礼金的额度应当设置在3000元以上。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着眼于非法收受礼金的行为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者之间的牵连,因为往往在司法过程中,总会出现当事人在非法收受礼金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之间作出适合自己利益的选择,而导致犯罪行为与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不一致的情况。当然,在支持非法收受礼金行为入刑的学者眼中,刑罚配置原则以及刑罚的种类与幅度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课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非法收受礼金问题的法律规制问题在国内众说纷纭,迄今为止在我国还没有一个比较令大众满意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境外许多国家或地区针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的问题,大都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相关制度,有效规范了公职人员的违规收礼行为。例如,韩国颁布了《公职人员伦理法》和《公职人员保持廉洁的行为准则》,其中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接受财务、房地产、礼物或娱乐”。美国颁布了《政府道德法》和《美国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规定政府公职人员“基本禁止接受外来的礼品”,规定政府雇员不应利用其职位或从禁止送礼处索要或者接受赠与的礼品。英国在《公务员法典》中明令禁止“接受可能影响廉洁和判断力的礼品、服务或其他好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作为由三十多个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针对各国各地区公职人员收受礼品现象制定了《官员礼物通用法律》,指出要用“道德标准”和“市场价值标准”来界定收受礼品行为是否合法。“道德标准”即公职人员收受礼品行为的检测需要经过四项公共道德标准,即真诚、独立、自由、透明,不符合以上标准的收礼行为必须禁止。“市场价值标准”要求对礼品的市场价值进行评定,若其市场价值超过规定标准,无论礼品的性质是否符合四项道德标准,相应的收受礼品行为都属于违规收礼。有的国家或者地区对公职人员收受礼金金额的规定也十分地细致,既有对一次性收受礼金的限制,也有对年度收礼价值总额的限制,并且对于超出规定额度的礼品,大致也作出了以下三种处置方法:其一是将礼品退还给送礼人,如美国政府规定公职人员已经收受的礼品是实物,雇员可归还原物。其二是官员自己花钱买下超出限额之外的礼品,比如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法律即是如此规定;其三是将礼品捐献给慈善组织或者销毁,如《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准则》规定,“经过批准可将易腐坏的礼品转赠慈善组织或者销毁,或者由办公室人员共享”。

三、刑法规制路径选择

虽然礼金行为早在党规党纪中有所规范,但基于上述介绍,对该行为的规范力度有所欠缺。加之因礼尚往来的变异导致人们观念发生变化,公众已充分认识到其危害性。故形成一套科学完备的公职人员腐败行为规制体系确有其必要性。那么具体应该以何种方式作为其规制手段则是首要问题。在前文以有所体现,根据现有的相关立法体系而言,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并没有具体有效的规制手段。相反,由于立法的漏洞,犯罪人往往以收受礼金的借口用以逃脱受贿罪或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所以必须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明确的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其次讨论应该选择何种刑罚规制手段。总结理论界存在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刑法规制这一行为的手段有以下两种:其一,将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虚置或者废除。立足于现有的立法体系,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慎重增加新的罪名,坚持刑法谦益性。对于收受礼金而言,首先应该由行政手段介入,即使需要以刑法规制,也应该在现有的立法体系中寻找解决办法。之所以现有的受贿罪名无法解决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究其原因是在收受礼金时并不存在即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因素。再者在整个立法沿革上来看,“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是最初的构成要素,只是为了更好更严苛的去打击相关的受贿犯罪,然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加之在司法实践中,收受贿赂者往往不承认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且是否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因素往往也是司法认定过程中的模糊地带。故为了便于受贿罪的司法实践,更是为了规制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这一行为,应将现有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删除。其二,在刑法中单独增设“收受礼金罪”。不得不承认的是,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确是可以粗暴彻底的解决类似于“感情投资”或者是“事后报答”的行为,并且可以防止刑法中罪名数量的增加。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假如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益要件,实质上是一种简化罪状的手段,在某些程度上会导致受贿罪本身性质的变化。在受贿罪行为中,侵犯的客体是职务廉洁性以及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或称之为职务公正性。)如果当事人仅存在“收钱”行为,并未为他人谋取利益办事,那么此时并不会当然构成受贿罪,但是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受显然就会构成受贿,造成犯罪圈的扩大。因此,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虚置或者删除,欠缺精细化的考虑,应该采用在刑法中单独增设“收受礼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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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磊 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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