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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人工智能路径分析

 论文栏目:法律援助论文     更新时间:2020/12/31 11:12:59   

摘要:赣南苏区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由于经济发展与自然地理等因素影响,当地法律援助工作面临法律援助律师短缺、申请程序复杂、律师管理机制不足以及诉讼维权成本过高等问题,严重影响赣南苏区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障和赣南苏区法制建设。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将法律援助和现代科技相结合,让人工智能和科技现代化成为法律援助的两翼,有助于实现赣南苏区法律援助的长远发展,加速赣南苏区法制现代化进程,助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

关键词:赣南苏区;法律援助;人工智能

国务院2012年印发的《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1号文件)指出,赣南苏区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是孕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由于战争以及地理因素的限制,当地经济发展缓慢,多个区县仍然处于贫困落后阶段。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限制下,当地法治氛围与发达地区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在贫困县,法律矛盾和冲突普遍存在,但是当地民众多数“喝不上干净的水”,自然也“打不起官司”。正如此,法律援助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无偿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其在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等方面的作用在经济落后地区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1]为实现赣南苏区的振兴发展,不仅要在经济上铆足劲,也要将法治水平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和新高度,其中重要一环便是推动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在当下,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运用于司法领域。例如山东法院积极建设智慧法院,建立“三级法院”网上立案系统、打造执行信息网、建立智审系统、打造智慧管理系统,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2]浙江省的智慧法院,其处理的交易等纠纷每年超过两万件,可以与淘宝等多个平台直接对接,为它们提供线上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国外,欧洲科学家们打造出了AI法官,能够在考虑隐私、伦理问题的同时分析证据,利用大数据最后做出裁决。赣南苏区发展缓慢,在法律援助实际工作中存在诸多难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将其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推动法律援助向前发展,将法律援助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探索一条“人工智能+法律援助”的符合新时代发展潮流的法律援助服务新路径,有助于实现法律援助在大数据时代的新变革,为法律援助在公共服务领域书写一个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正义的新篇章。

一、权利保障视野下赣南苏区法律援助的逻辑起点

(一)人权保障:法律援助的制度属性所在

此处的人权保障,是指人权在司法上得到的救济和保障,而法律援助的制度属性本就是权利救济。关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定性,存在着“权利观”和“责任观”两种观点。持“权利观”的人认为,法律援助是指符合特定条件的当事人,享有向有关国家或政府机构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救济权。以中国为例,他们认为权利是指被法律所认可的某种资格或手段,而国务院在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已经明确了法律援助主体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手段,符合权利构成的形式要件,法律援助权是可以被证成的。持“责任观”的人则认为,法律援助在法理上应该被认定为“制度”而非“权利”。同样以中国为例,也是基于上述条例的规定,其已经明文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另外,在法律援助的实践活动中,先由具体的政府部门负责,然后具体落实到律所或社会组织,即法律援助是依据行政法规则展开,其不仅被视为一种政府职责,更是具有抽象意义的“组织法”责任。[3]本文采纳“责任论”的观点,法律援助作为政府责任,人权保障是该制度的应有之意,其制度属性即是权利的救济与保障。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即为保障人权。

(二)发展权:法律援助的制度要求所在

就我国而言,赣南苏区作为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由于各种因素的叠加,当地多个区县仍然处于贫困落后阶段,也正因此,其法治氛围与发达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民众大多数“喝不上干净的水”,自然也“打不起像样的官司”,赣南苏区人民“权利幸福感”和“权利获得感”相对较弱。法律援助制度作为发展权的新时代具体表现形式,在历史发展长河与中国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在逻辑和目的上都和发展权有着高度契合性,是发展权的基本权利化表现形式。[4]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对赣南苏区人民的权益进行有效保障,改善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充分的法律援助现状,从而改善发展条件,可以满足赣南苏区人民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扩大法律援助的惠及面,让其共享发展成果,助力苏区振兴。但就当下的司法实践来看,发展权未能直接通过法律得到救济,但通过法律援助制度的不断完善,不断完善权利保障机制,对发展权的保障必将有重大意义。

(三)公正与效率:法律援助的制度追求所在

公平公正不仅是指享受法律援助服务的形式平等,而且指法律援助发展的均等化。在当下,区域之间法律援助发展的不均等,一方面表现为东、中、西部之间法律援助发展的不均等和城乡法律援助发展的不均等;另一方面,律师资源的有限性难以完成巨大的法律援助工作量,而且在案件服务质量上也参差不齐。[5]具体而言,同样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救济,但可能因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工作的消极懈怠和推脱懒散,又或是承办律师的办案能力不足和不以为意,导致问题得不到解决,当事人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另外,对于数量剧增的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们也分身乏力,巨大的工作量与有限的人力资源形成强烈的反差,法律援助工作效率相对低下。完善法律援助有助于提高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定分止争的效率。

二、赣南苏区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律师的数量短缺

近年来,在一系列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和文件的激励下,赣南苏区积极改革发展,当地受理案件数量激增。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员配置不足导致赣南苏区下属各个县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压力激增,这是赣南苏区法律援助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当地法律援助需求量大,律师队伍相对不足。据调查,赣南苏区大多数属农村贫困人口,城区、交通等扩张建设,外来务工人口增多,经济纠纷日益频繁,法律援助需求量逐年上升,然而公职人员编制少,且法律援助机构里较多是“挂名律师”;二是在人员短缺情况下,通常除办案任务外还有诸多其他事务,法律援助工作者不堪重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三是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欠缺积极性。法律援助律师包括公职律师以及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社会律师。据调查得知,公职律师与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相比补贴偏低,社会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与自主承办的其他案件相比报酬偏低,这些都挫伤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以赣州市为例,根据赣州市法律援助案件补贴的相关规定,律师承办案件的补贴在500〜1000元之间。虽然当今社会对律师过多提倡“行业奉献”“社会奉献”,但目前律师已面向市场,他们不仅是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即实施主体,[6]同时也要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工作。[7]在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和律师数量短缺的反差对比下,当地群众享受法律援助服务这项权利存在一定难度。

(二)申请法律援助的程序复杂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部门对于法律援助申请的审查比较严苛。例如,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需要提交申请表以及提供一系列证明或者证件材料,缺一不可。据笔者调查,在实务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当事人受教育程度低,有的当事人甚至只有低年级文化水平,又无亲朋好友陪同。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他们亲自填写表格和提交材料是十分困难的;二是部分当事人为外来务工人口,由于跨地域,在提供经济困难证明材料时会遇到一定的阻力,并且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和花费额外费用;三是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审查法律援助申请的相关工作人员比较懈怠,导致审查一拖再拖,办事效率不高,有时不能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以至于当事人无功而返;四是部门协作不够紧密,有时甚至相互推诿,“踢皮球”现象时有发生。比如当事人要申请法律援助,需要前往某部门查阅和复制相关材料,而该部门却用各种理由拒绝,此时司法局审查人员又以欠缺材料为由拒绝其申请。因此,当事人在申请法律援助启动阶段就面临一系列困境、遭遇极大阻力,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对法律援助的信心,也不利于在当事人心中树立对法律的信仰。法律不被信仰,则形同虚设。

(三)律师管理机制不够完善

现有法律法规对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应尽义务和因违反规定而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尚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惩戒性,欠缺一定的威慑性,行为再犯可能性高。律师问责机制不合理,社会律师缺乏有效管理,从而影响了办案质量。[8]例如,江西省司法厅在2012年印发的《江西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与评估办法》(赣司法援字〔2012〕22号),对于律师给予受援群众的法律服务应该达到怎样的标准作出了具体规定,但是对于违反该规定的法律后果仅在第13条简单描述,概言之“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责令有关人员并予以纠正”,可见对律师的违规行为并无惩罚性规定。再如,全国人大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7条中虽明确规定了律师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应承担法律责任,但惩罚力度尚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据调查,在实践中,一些律师为达到法律援助指标,表面上接受法律援助案件,但实际上只是挂名,即某个案件名义上是多名律师承办,而真正办理案件的只有一或两名律师,这种行为虽不违法,但在案源繁多、人员紧缺的情况下,给法律援助工作也增加了压力。

(四)法律援助诉讼维权成本过高

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通过诉讼方式来维护合法权益需花费一定成本。据调查,赣南苏区处理民商事案件比例较高,尤其是劳动纠纷案件。根据我国2017年《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普通程序审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期限至少可以延长至十二个月。假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原审为一审则仍适用一审程序重新审理,整个诉讼期限可长达两年,这对于急需获得法律救济但经济实力十分脆弱的受援群众而言,需要花费的时间过多。他们很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自己出庭参与庭审,很难走完整个诉讼程序。此外,受援群众中许多人都是外来务工者,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有时需要回户籍地获取证据,需为此支付高额交通费、误工费等,因自身经济条件有限,相当一部分群体不会选择如此做法。在此种情况下,通过诉讼方式来维权对当事人来说是较为不利的。相对作为弱势一方的受援群众原告,被告一般是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方面处于优势的老板,在此种差距的压迫下,群众内心也会产生惧怕心理,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和现实上的差距,致使群众往往不愿意寻求法律救济。[9]

三、赣南苏区法律援助应用人工智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在阐述赣南苏区法律援助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现综合人工智能现有的司法实践以及法律援助存在的普遍问题,就赣南苏区人工智能应用于法律援助领域的必要性和优势做简要分析如下:其一,法律援助的需求大,在律师资源匮乏以及工作效率较低的情况下,亟须引进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应用在司法领域,一方面提高了司法机关的办案效率,在查阅卷宗、审理案件、制作文书等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提高了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效率,智能律师在提供法律咨询、法条和案例查询、合同审查等方面相对于人类律师的效率更高。其二,针对申请法律援助的程序繁杂导致的当事人维权困难问题,亟须运用人工智能,构建法律援助网上审查系统,精简审查程序,促使当事人在提请诉讼和享受法律服务等方面更加便捷。只需提出网络申请,相对于传统方式更加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其三,律师管理体制松散以及惩罚性措施的乏力,导致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不高和案件质量得不到保障。亟须打造人工智能管理系统,加强对律师的绩效考核。例如山东智慧法院的建设,加强对法官的精准化管理,细化考核内容,让各种奖惩都有理有据,既可以选“模范”,又可以抓“典型”。其四,针对法律援助案件以劳动纠纷居多的现状,可以引进人工智能打造纠纷解决平台,为当事人提供心平气和的沟通方式,同时可以避免当事人由于冲动造成的侵权甚至是犯罪,还可以作为信息共享的渠道,用处多、范围广。

(二)可行性分析

第一,政策的优势。根据江西省政府2020年下发的《关于支持赣州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的若干政策措施》(赣府字〔2020〕39号),赣州市即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有着政策、资金和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此外,赣州市历来奉行“吸引人才,鼓励创造”的理念,为“人工智能+法律援助”积攒了雄厚的人力和技术资源。第二,技术的支持。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有江西理工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为依托,不断弥补技术的短板。江西理工大学于2019年增设智能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等专业,旨在为社会培养大量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科技人才。近些年,江西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在AI、机器人制造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人工智能应用于法律援助领域指日可待。第三,实践和理论的支撑。近些年,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理论研究卓有成效。如山东法院已经在探寻建设“人工智能+”的智慧法院。实践表明,“人工智能+法律援助”可以借鉴多地法院的做法。此外,我国互联网律师事务所即无人律所的实践已经展开,“法小淘”等智能律师机器人也相继面世。而且,赣南苏区有江西公仁律所、江西南芳律所等众多律师事务所,并且多数律师都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加上高校法学教师渊博的学识,人工智能律师定能快速适应实务,从而更好地解决纠纷。如上所述,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当下赣南苏区法律援助事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仅能够有效解决法律援助面临的现存问题,对法律援助未来的发展和定位亦具有极大的功能和优势。因而,推动法律援助向前发展,探索一条“人工智能+法律援助”新路径势在必行。

四、赣南苏区法律援助的解决对策:人工智能新路径

(一)引进法律援助人工智能律师

在当下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队伍薄弱几乎是各地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引进法律援助人工智能律师,能够有效解决法律援助人员短缺、律师素质参次不齐等问题。2016年,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已经将人工智能律师投入运营,主要处理破产案件;[10]由多所高校研发的AlphaGo在与20名经验丰富的律师激烈对决中表现出了人工智能的强大魅力;在国内,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法小淘”“法狗狗”等AI机器人亦进军法律服务领域。[11]由此可见,虽然人工智能尚不能完全取代法官和律师,但在实践中能够代替人类完成大部分工作量,提高司法效率和法律服务质量。在江西省,已经启动“法官e助理”试验运行,主要将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应用,积极推动全省法院信息化和电子化,但要达到“智能化”要求还需深入研发和开拓。赣南苏区要逐步深入推开围绕“人工智能”的法律服务体系的张口。法律援助是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环节之一,积极研发或引进人工智能律师,提供智能化的法律咨询、事务审查、办理等法律服务,一键生成起诉书等法律文书,可以提高案件解决效率。此外,投入人工智能律师,不仅可以解决人员不足难题,也能够避免律师由于案件补贴不高而怠于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提高群众对法律援助的信赖度。

(二)建立法律援助网上审查系统

法律援助包括申请、审查、受理、办理等流程,在其中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一定的操作步骤才能进入下一阶段。因此,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一个高效便捷的网上审查系统,能够有效帮助当事人获得更满意的法律援助服务,甚至整个过程的参与者都有受益。在申请阶段,建立网络申请系统,利用智能语音识别技术并结合数据库自动生成申请信息表,通过图片识别技术或者直接扫描文件上传贫困证明,并同时提供智能语音提醒服务,然后归档;在审查阶段,审查人员直接阅览电子档案,将审查结果以短信、微信等方式电子送达当事人;在受理阶段,建立信息公开平台,将申请人的诉求和律师的具体条件及时发布,促进申请人和承办人员的双向选择,也为下一阶段提供便利;在办理阶段,结合智能检索工具,提供与案件相关或相近法条和判例,全方位系统搜集案件有关信息,通过数据分析由智能系统生成预测性判断。由此,在法律援助的整个过程中,建立网上审查系统,在各个环节都能为当事人以及其他人员提供富有弹性的智能化、便利化帮助,不仅能够有效解决硬性程序带来的额外成本问题,也能提高相关人员的办事效率,提升工作质量。

(三)构建法律援助律师管理系统

对律师承办案件合理监管是解决当下法律援助所面临困境的重要方面之一。具体来说,对法律援助律师进行管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监督和考核评估。在监督层面,利用AI系统对每位承办案件律师进行身份认证和指纹绑定,同时向群众提供举报热线,线上线下对律师服务行为进行质量监督;在考核评估方面,建立案件筛查系统,具体操作方案如下:一是把卷宗材料齐全、判决结果理想或者受援反馈良好的案件利用系统筛选出来,专门归为一类,作为备选优秀案件;二是把案件文书存在瑕疵、判决结果不理想或者受援人投诉的案件筛选出来,作为重点审查的对象,确实不达标的,在系统中评定为不合格,并纳入数据库备案;三是对其他普通案件,分别按照贩卖毒品、故意伤害、劳动争议、婚姻继承等案由进行归集,以便于后续的专项评核细分;四是在集中评核或者专项评核前下发通知,动员法律援助律师和受援人申报、推荐或者反馈优秀案件与不合格案件,进一步扩展不同类型的备选案件源,使量化评比基础更加科学、客观。如此,通过智能系统对海量案件归类评估,便于在集中评核或者专项评核时进一步量化评比,最后进行奖励和问责。构建法律援助律师管理系统,对律师服务进行质量监控,有利于群众获得高质量的服务体验。

(四)打造法律援助纠纷解决平台

诉讼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不是所有纠纷都必须通过诉讼来解决。构建法律援助纠纷解决平台,就是给当事人双方提供一个平等的交流环境和便捷的调解服务,与传统的诉讼解决方式相比,“人工智能+调解”具有如下优势:其一,当事人不用再前往法院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交申请文书或者参与面对面调解活动,只需要在该平台上提交申请,审查受理后网上预约时间,通过线上语音或者视频对接,开展调解活动,从而节省路途上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其二,在进行调解活动的同时,同步录音或录像,然后通过系统处理和智能语音交互技术,生成调解协议或调解书,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法院的负担;其三,在履行调解协议阶段,该平台可通过互联网与其他各平台对接互通,包括各大银行、淘宝、支付宝和拍卖平台等多元平台,直接促进双方履行协议或文书。通过“一站式”服务实现矛盾纠纷“就地解决”;其四,对于不守信用拒绝履行协议的当事人,可以通过系统发布当事人信用画像,列入失信名单,并通过限制购买车票等方式施以惩戒,督促当事人及时履行义务。[12]因此,打造法律援助纠纷解决平台,在线上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促进法律援助案件调解结案,相对于走传统的、漫长的司法程序,更符合新时代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五、结语在大数据、新时代的背景下,依托政策、技术以及现有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支持,通过引进人工智能律师、建立网上审查、构建律师管理系统和打造纠纷解决平台等智能技术手段,“人工智能+法律援助”能够有效解决当下赣南苏区法律援助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又符合群众的殷切期盼。因此,有必要发挥人工智能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法律援助事业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相适应,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加瓦添砖,促使国家法治事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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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宏茂 刘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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