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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价值对乡村振兴的意义

 论文栏目:哲学理念论文     更新时间:2021/1/4 16:33:36   

摘要:红色文化的教育功能和哲学价值对于乡村振兴至关重要。通过分析义乌红色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其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意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切入点,深刻挖掘典型红色故事,反思红色文化失衡现象,传承红色文化精髓,厚植红色情怀,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关键词:红色文化;乡村振兴;哲学;党建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义乌乡村具备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从浙江省红色旅游教育基地——义乌“望道信仰”红色旅游景区、冯雪峰故居到七一村双色博览园,从革命文化到商贸文化,其厚植的红色基因具有深刻的教育价值和哲学内涵,能够削弱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思想混乱、一味逐利、信仰削弱等问题的影响,对于乡村振兴在深厚文化根基、丰富实践载体、净化乡土民风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义乌市红色文化概况

红色文化蕴含了党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所创造的丰富历史经验。经过历史积淀和地域融合,义乌市的红色文化主要涵盖五大类,包括革命遗址类、基层治理典范类、乡村振兴榜样类、廉政教育基地类和改革开放成果类,各个类别具有不同的典型代表,分别构建了义乌红色地图。

(一)历史地位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义乌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革命老区市,早在1926年就进行了革命活动,1927年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支部,1928年正式成立中共义乌县委,其革命文化是浙中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义乌人民从鸡毛换糖、兴商建市到电商换市,把革命精神融入新时代商贸精神,凝练出义乌独特的红色气质。义乌市的红色文化作为义乌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思想共识和传统,是引领革命成功、助推社会建设的指南针,更是构筑当代乡村文化自信的奠基石。

(二)发展现状

当前义乌市组织梳理了一大批红色文化相关遗址、名人、故事等,大力开展宣传以提升影响力。其中以习总书记关注的为重点,一是他在多个场合提及的“信仰的味道是甜的”故事;二是他在冯雪峰100周年诞辰时专门发来的贺信。义乌红色遗迹主要集中于乡村,共有6个革命老区镇(街),207个老区村(居)和429名革命烈士,其中以陈望道故居、冯雪峰故居发展较为成熟。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红色资源的内在价值包括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等认识受限;其价值呈现形式单一化、世俗化;红色文化资源整合呈现“片段化”。收稿日期:2020—07—09

(三)基本特征

红色文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定的地域文化等诸多文化元素交互作用,共时存在、历时发展,从而融合生成的一种特色文化”。[2]义乌市红色文化繁衍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一是地域特征显著。义乌地处浙江中部,三面群山环抱,复杂的地理环境为革命活动提供了隐蔽的活动场所,陈望道先生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在偏僻的小山村——分水塘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地形限制,农业发展困难,勇于探索的义乌人突破重重阻挠,推动商贸文化繁荣发展,成就了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的第一代义乌商人。随后,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和淘宝村的崛起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胆尝试,从鸡毛换糖到电商换市再到世界超市,这一次次的华丽转变凝练出义乌人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精神品格,成为新时代红色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二是文化载体丰富。红色文化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遗产,其存在形态通常可分为两大类,即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和非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3]义乌作为浙中革命文化的重要阵地,红色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形式多样、分布较广。物质形态方面,义乌上溪素有“小延安”之称,革命遗迹保存完整。作为金义浦兰抗日武装第八大队的诞生地,和平村、塘溪村、苦竹塘村精心打造成为红色文化特色村,例如吴店革命烈士陵园、萧皇岩、塘西桥、八面厅、吴晗故居等等都是承载革命故事的历史遗迹,成为义乌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形态方面,义乌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设过程中遗留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这十二个字可以说把义乌精神概括得精准恰当,形象地刻画出义乌人战争时期奋勇抗战,和平年代勤劳创业守业的真实面貌,是义乌文化载体的重要一环。三是文化影响深远。义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红色文化散落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对一代代的义乌人产生强烈的价值引领和精神感召。这充分体现在义乌人民对于党员身份的尊崇和对于红色文化的保护等方面。各个年龄阶段的义乌人民对党员身份保有充分的敬意,更是鼓励年轻一辈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热衷于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当前,义乌市政府更是不断传承红色基因,十分重视红色文化的继承、宣传和发展,坚持利用政策导向、乡村振兴契机、旅游发展红利等措施做好顶层设计,例如举办红色文化展览,搭建红色文化旅游线路,编撰红色文化书籍,持续不断地扩大其影响力和感染力,一方面对内感化民众,另一方面打造义乌红色文化资源窗口,树立红色义乌形象。

二、红色文化的哲学价值

针对义乌红色文化的特征和局限,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提供更广阔的思维模式、更全面的行动指南、更科学的方法引领,探寻红色文化中的哲学价值方能突破红色文化发展错层,融入乡村文明,提升村民整体素质,助力乡村振兴。

(一)震撼红色故事,凝聚生命价值

红色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生存论就是要从现实的人的存在出发,观照红色文化存在系统中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叙事、生命情感以及生存方式、生存处境、生存价值等等。[4]义乌红色文化中涌现出一大批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能够启迪“人”的价值所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吴文桂,1949年上海解放战役打响前负责为部队筹借粮食和战略物资。有一次,23岁的她带领着40余名女同志穿越长江,只听见江水拍岸和敌军的枪炮声,头顶还有敌军的侦察机到处扫射,最后她们完全不比男人逊色地完成了任务。筹粮过程中,她们遇到过桥被敌人炸断,遇到过机枪从船顶扫射而过,有一次筹粮时倾盆大雨浇下来,她从高坡滑倒把脚崴了,办完事才想起脚的事,脚肿得鞋都脱不下来,用剪刀剪开才行。时任义乌县稠城镇镇长陶锡玙拒当汉奸,被日军连捅八刀。坚贞不屈的杜春妹、冯雪峰的长衫、骆守宝皖南脱险等等,这些红色故事淋漓尽致地还原革命情节中“人”的生存境地,展现“人”的信仰追求,感受“人”的生命价值和革命情感,使人体会革命年代生命的壮美、精彩。从本质上认识故事中的革命群体,释放巨大的正能量,感染村民树立良好家风家训,体会生存的价值在于奉献、在于创造。

(二)反思红色现象,透视文化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主体对客体能动的认识,是从交往实践中把握主体间的认识交往关系。反思当代人们对于红色文化的认知存在较多偏颇之处,如认为红色文化已经过时,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漠视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革命英雄的牺牲奉献;随意炮制抗战神剧,混淆观众视听等等,这些都是在认识论上出现的错误观念。他们割断了现实与历史的联系,不能看到红色文化是历史的、现在的,也是未来的。他们认同历史虚无主义观念,不能从本质上把握革命英雄群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崇高理想信念。他们割裂了主客观世界的一致性,不能尊重史实从客观存在把握红色文化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探究红色文化必须既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两个层面相统一,深刻认识红色文化发生的独特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民族条件,又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达成共识,肯定红色文化的历时、共时特征,国内、国际视野,从而帮助人们感知红色文化内涵,感召内心理想信念。

(三)传承红色精髓,凸显人民属性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普遍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映射于红色文化,体现在红色文化开发利用要充分联系实际,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到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下,通过“文化传承”使得新一代不断继承和创新先进传统文化,通过“文化反哺”使得老一辈感知新问题、接受新事物,从而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5]红色文化开发利用应当遵守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因地制宜和兼收并蓄并举。红色文化开发利用要结合当地的地域特征、风土人情设置合理的利用形式,不能一味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过度消费红色文化,扭曲人们对于它的认知。开发过程中也应当吸收时代新思想和当地新变化,助力红色文化融合发展。二是一脉相承与革故鼎新结合。红色文化利用中妥善保护是首当其冲的,但在此基础上一定的创新是唤醒文化内生动力和扩张力的催化剂,特别是迎合民众趣味的创新是大势所趋。三是寓教于乐和化零为整统一。红色资源的运用更应当是多方资源的集中整合,把教育与娱乐相结合的产物,既能够启发民智也能够乐动民心。

(四)追寻红色情怀,构建价值体系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对红色文化体现为其对于个体、阶级、社会的积极意义,构建红色文化价值体系使其对接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关键所在。充分挖掘红色文化中的审美价值、情感价值、艺术价值,使群众充分感受红色情怀、坚定红色信仰。红色价值体系的内容应当包括一切积极正向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同时适应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先进文化。其载体应当兼具艺术性、教育性、通俗性和娱乐性,体现参与感,把人带入红色文化发生的历史场景,提升公众对红色文化的理解。目标应当是用红色先进文化逐步影响人并坚定其社会主义价值观。红色价值体系的构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有助于唤醒村民的红色情怀,坚定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同时,乡村文化自信的增强能够大大提升村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基层民主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支撑。因此,红色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对于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三、利用红色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哲学路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是利用红色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指南针和引路石。哲学路径的选择有助于提升乡村振兴过程中红色文化的利用成效,避免过于追求经济效应而忽视了对于红色文化的保护和创新,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由之路和实现路径。

(一)抓住主要矛盾,深化产业发展

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主要矛盾在于其开发利用处于浅尝则止的状态,对其深厚的教育价值和教育辐射挖掘不够以及红色故事背后的理想信仰追求传播力度有待增强。由此,我们应当延长产业深度,例如浙江省红色旅游教育基地——望道信仰线的建设,不仅停留在参观游览更需要提升参与感、体验感,利用戏剧表演、场景重现等体验感强烈、形式丰富的活动增强红色文化的后效。同时,红色文化衍生品制作精美、实用性强也能够增进红色文化教育辐射范围的推广。例如“信仰的味道是甜的”,该红色故事能够通过毛笔、红糖、模型等纪念品流传四方,同时其背后的信仰追求和坚定精神也能够得到积极传播。文旅产品的开发能够进一步加大红色故事的传播力度、广度和深度,在潜移默化中感悟人和教育人,是深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唯有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发挥红色文化的感化人、教育人的功能,才能真正助推新农村建设更上一层楼。

(二)坚持发展原则,创新发展模式

乡村扭曲红色文化的现象和一味逐利而疏于保护的现象越来越多,使乡村红色文化发展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因此,当务之急我们要创新红色文化的发展模式,使其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趋势,及时赋予红色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接轨最新的社会先进思潮。首先,发展需要符合意识形态的守土责任,具备一定的政治高度,充分尊重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意愿,同时又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属性的红色文化。其次,发展需要符合乡村振兴对于经济的要求,提升人们的经济期望,就是运用红色文化反作用于经济,为经济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如发展红色旅游、发展红色创意产品等等。最后,发展需要符合自媒体时代的特征,运用各种自媒体营销以增强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度、深度和广度,就是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增加红色文化的曝光度,加强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使全民为红色文化造势。

(三)遵循辩证方法,促进乡村发展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各项事业发展如火如荼,红色文化开发利用成为其中重要一环。唯有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辩证地开发红色文化,做到开发与保护相结合,传承与创新相统一,乡村红色文化才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乡村红色资源的利用要遵循精准施策、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够照搬照抄、千篇一律。发展红色旅游不是万金油,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个性,不能一刀切。有的乡村搞红色旅游,有的搞基层民主建设,有的搞文化产业,才能够真正使红色文化火起来,乡村振兴活起来。例如义乌陈望道故居发展红色旅游,建设浙江省红色旅游教育基地;何斯路村创新乡村治理新路径,举办乡村老年大学,开办乡村功德银行;李祖村发展乡村文创产品,乡村主题酒吧,文创产品商铺。这些都是乡村根据自身发展的内在优势和外在资源相统一而挖掘的特有发展道路,虽路径不同,但同样能够实现乡村振兴之路。

(四)明确价值导向,汇聚文明乡风

红色文化寄托着人们的红色情怀和红色记忆,是乡村振兴重要的精神支柱。红色价值体系能够引领乡村价值观的构建,巩固乡村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强化乡村党的领导地位,促进乡风民俗纯洁。同时,红色文化构建的价值体系将形成巨大的凝聚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导向。例如,陈望道的信仰故事为分水塘村带来的不仅仅是20万游客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效应,更是村集体的凝聚力和共同作为,是对于党员身份的自信自豪和党员责任的义不容辞,而后者才是推动乡村走向振兴之路的真正有力推手。乡村振兴过程中不仅应当引导村民树立物质富农的观念,更应该树立文化育人的理念,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人是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红色文化恰恰提供了文化育人的良好土壤,既是本土产物易于接受,又是先进文化能够引领人,净化乡风民风。义乌的红色文化版图是其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和鉴赏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智慧的结晶,两者的结合为乡村振兴路径选择提供了更科学、清晰、全面的路线图,在实现“扶志”与“扶智”结合,“造村”与“造人”融合等方面成效显著。同时,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又为红色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2]江峰,汪颖子.中国红色文化生成的系统要素透析:以大别山红色文化为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6):89-97.

[3]杨垚,马勤学.论陇南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J].社科纵横,2018,(10):106-109.

[4]江峰,周慧敏.试论红色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界[J].红色文化学刊,2018,(4):71-79.

[5]李文峰,姜佳将.老区与新乡: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文化传承与反哺:以浙江余姚梁弄镇革命老区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18(9):77-83.

作者:张小余 单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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