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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与市场社会学研究

 论文栏目:社会学言论论文     更新时间:2021/1/4 16:27:00   

摘要:经济学与社会学对市场中利益的分割式研究,遮蔽了市场的社会属性分析。韦伯的综合性研究条分缕析了利益和市场的社会意义。市场中的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定位,同时指向互动中他者的社会行动。因而在理性市场逻辑扩展的当下,社会学研究也要重回利益分析。利益驱动的市场具有产生和放大社会利益、加速社会流动形成开放社会分层、完善制度和规则等社会属性。“经济行动逻辑”和“历史路径下的规范限制”分析框架有助于透视市场的社会意义生成逻辑。

关键词:利益;市场;行动逻辑;社会属性

一、引论

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各学科研究呈现一种合作态势且存在修正基本假设的趋向。从基本假设上看,早期学科发展中,经济学确立了“经济人”假设,而社会学则提出“社会人”假设,两大社会科学领域都基于各自的基本假设划定了各自的研究领域。随着各自学科研究的推进,相继出现了一些基本假设下无法研究的问题,这种复杂问题也促使各学科进行交流与合作,进而使得各学科在相互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对自身基本假设有所修正。比如制度经济学,通过修改“经济人”为“有限理性、非完备知识”假设,实现了经济学对于制度的研究。在《经济社会学原理》一书中,理查德·斯威德伯格指出新经济社会学中“嵌入性”理论的不足,即分析割裂了市场的真实状况,单方面的考察不足以认清市场的本质。他呼唤利益因素的回归,认为应当将利益与社会关系放到同等重要位置以研究真实的市场。①虽然他只是指引了方向,并未构建宏大的理论,但是他所做的工作依然极具创造性。②既然需要认清真实市场而非割裂的市场局部,那么就要发展一种综合视角以克服市场割裂的研究。斯威德伯格从经验研究和理论梳理出发认识到利益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一种综合分析的取向,有助于清晰认识市场。综上所述,首先,利益是市场的逻辑起点,并非纯粹的市场经济研究范畴。其次,利益作为个体行动的逻辑起点,并不必然伤害或平庸化社会学的研究立场。最后,利益和市场的社会属性或建构社会本身的路径机制需要得到进一步探索。本文期望增进市场社会学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使市场社会学研究摆脱学科间割裂的局面,走向一种综合视角的研究路径,为此,文章从韦伯经济社会学探索的利益分析及其可能引申出的市场的社会属性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嵌入性”理论困境与“利益”概念之浮现

(一)“嵌入性”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回顾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史,从1985年格兰诺维特发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问题》一文以来,整个经济社会学领域弥漫着“嵌入性①”视角的研究,这也使得格氏这篇文章成为经济社会学被引最高的论文。②格氏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提出了关系网络嵌入的研究方法,使得对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学研究向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随着“嵌入性”研究的深入,又逐渐发展出认知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等成果。然而,学界关于“嵌入性”视角下的研究也呈现愈发泛滥之势,以至于后来格氏也不愿意过多谈及“嵌入性”问题。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了“嵌入性”理论的局限,其理论魅力正在走向衰退,新经济社会学繁荣背后的危机已然呈现——即缺乏理论的综合性。③格氏的“关系嵌入”理论是一种形式嵌入,即在市场研究中所处理的仍旧是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市场,而非更宽泛意义上的作为经济对象的市场。④形式嵌入的市场只是基于经验事实给经济学的市场研究附加了新的维度,在接受作为经济学对象的市场范畴内,给经济学的“模型”补充了社会关系、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正如贝尔特认为的那样,格氏的嵌入性思想更多的是对经济学的补充,而非批判。⑤Krippner也指出,格氏试图超越个体的假设,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使得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这样的结果也必然导致清晰验证市场的同时,却又丧失了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内容。⑥这意味着格氏将经济与社会分割开,会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水平贡献甚微。⑦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格氏理论促进了社会学的经济生活研究,但片面的认知也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行动者行动机制、各种经济制度和社会规范等的作用,对于社会结构的研究更多的是静态而非动态。⑧上述这些“嵌入性”理论的问题,也使得该理论有所式微。正如斯威德伯格所认为的那样,“嵌入性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⑨。综上所述,“嵌入性”理论只是为经济学的市场研究补充一些新的因素,并未脱离经济学对象的市场范畴,其假设前提缺乏对于底层概念的构建,使得该理论无法形成一个关于市场的完整理论。

(二)“利益”概念引入的可能性

在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学者们以社会学的参考框架、变量和解释模型来分析复杂的经济现象,其分析起点多为代表性的群体、制度和社会,主要考察经济现象中的社会因素等,而经济现象产生的主要驱动力量则少有涉及。但是,经验研究中的经济现象时常透露出利益驱动经济行动的强大力量,舍弃“利益”概念将会使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深度和影响力受到削弱,且利益并非天然与社会学研究方法不相容。首先,在托克维尔、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著作中,就倾向于将利益视为在某种程度上深受社会结构影响的产物,其中托克维尔和马克思都在一种清晰的社会意义上使用了“利益”概念,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韦伯认为所有经济过程和对象都被它们对人类的行动具有的意义所完全特征化,即经济行动被社会建构着。①此外,他还强调其他个体的行为影响利益驱动的经济行动,这似乎表明利益可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种利益社会建构的取向使得经济社会学研究引入“利益”概念成为可能。其次,市场社会学理论缺乏完整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市场的割裂认识,上述“嵌入性”理论表现得尤为明显。“嵌入性”理论研究成果已经说明市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突出了社会关系对于市场的影响,而市场中的重要驱动力量对于社会结构的建构则缺乏研究,即利益作为经济行动的起点及其延伸而来的社会意义。因此,“利益”概念的引入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市场的本质,完善研究的不足。最后,利益研究有助于建构经济社会学理论中的底层概念,使分析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利益”概念的引入为经济行动的动机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能够有效解释市场经济行动中目的与动机的关系问题,克服“嵌入性”理论研究的静态化,使市场研究走向动态化,并且它符合市场中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易于被理解和认识。那么市场社会学研究中“利益”概念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市场理论研究的地位如何?它是作为人类行为普遍的“极据”②,还是具体情景中作为行动者一般的经验规则?笔者将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中找到利益分析的路径,并根据韦伯意义上利益在市场经济行动中的内涵,理解“利益”概念,分析其应用于市场研究的合理性及构建相关分析框架的可能性。

三、韦伯综合研究的遗产

(一)韦伯经济社会学中的“利益”及相关概念

利益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需要与其他相关概念联系才能构成对于真实市场经济行动的合理分析,因此厘清利益与其相关概念的含义及其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在市场经济行动利益起点下,市场经济、效用、理性和历史路径等概念与利益分析密切相关,因而是考察的重点。1.利益、效用与市场经济概念的界定在韦伯的分析中,“利益或效用”经常出现在具体场景之中,使得读者产生一些困惑和混乱,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区分。韦伯分析社会行动取向时,利益就是经济行动具有的某些经验式的一致性,即行动者反复出现或众多个体普遍怀有同样的主观意义而出现的行动进程,是基于一种经验事实;而效用则是在经济活动的个人估计并当作进行特定准备的对象,属于“机会优势”,是用处或好处。③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是利益概念的适用范围更广,而效用概念则只适用于经济行动范畴内;二是利益概念指向人类的自然属性,且行动者在主观意义上理解自我利益,受其他行动者行动的影响,且多个主体之间基于利益而形成的互动蕴含了市场的社会属性。而效用概念则属于行动者主观预估次序,具有更强的主观性;此外机会优势是需要比较才能凸显的,因此需要参照物,而利益的考量是择优选择的结果,所以必有备选手段,然后才有计算,如果只有一种方式,就没有选择,也谈不上计算、核算或者最大化。韦伯认为“利益”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驱动力,行动者的“利益”受其他行动者行动影响而调整,而个人主观意义上的利益也是社会化的产物,故“利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韦伯将市场经济定义为“通过以自我利益为基础上的交换优势为取向的行动,并且仅仅通过由这种交换过程达成的合作,而使需求得到了满足”①,且采取的手段是和平交易而非暴力冲突。其中自我利益、交换优势和合作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结合上述,笔者认为市场经济是基于行动者的“自我利益”且具备“交换优势”,以双方妥协而达成的合作为特征的理性化运行体制。在韦伯的经济分析中,社会经济行动、经济规则或制度、效用(家户经济或牟利经济)、占有、理性类型和政府(政治统治集团)等概念都可作为“理想类型”以分析市场经济行动。2.理性、理性化和利益概念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指出理性的发展可能是源自寻找食物的本能反应,受习惯、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取决于越来越严重的生存格局,即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压力;他认为理性的基本含义是指理智的思考和计算,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人生来就有去发现世界规律的能力。对于理性的理解,笔者更倾向于韦伯的定义,即行动者有意识地理智思考和算计,此外“理性”在经济学中是一个假定,而社会学则将其看成一个变量,即理性的程度因个体或群体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而“理性化”概念则有助于描述主体间理性程度的不同;当“理性”这个概念在社会行动中被实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或空间中被实践时,就形成了“理性化”,理性化是一个“去魅”②的过程,人类的认知能力和理智得以恢复;韦伯在这层意义上把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归结为一个理性化的过程。那么理性与利益之间又呈现怎样的关系?首先,理性的范畴是大于利益的范畴的。只有人类具有了自我意识,才会理智思考和行动,才能够逐渐意识到利益,因此理性是利益的前提。其次,理性与利益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在市场中,行动者以利益为起点,运用工具理性的手段以实现目标,是当前市场经济行动的典型特征,其中工具理性是指市场行动中的手段—目的之间关系的筹划和核算。当然,“理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建构着利益,使行动者更清晰地认识自身的利益所在。最后,人们应该看到在市场日益理性化的今天,“工具理性的手段”和“利益为起点的行动”已经成为市场中行动者的普遍共识。

(二)韦伯:利益作为社会生活的主要驱动力量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运用“利益”③分析理解新教教义及世俗经济利益是如何驱动人们走向资本主义的。他指出,新教徒基于“先定论”“选民弃民说”等新教教义,发展出争当上帝“选民”的精神利益,信徒们相信,进行长时间的工作意味着被救赎。④因此,信徒在世俗世界中争取获得更多物质财富,以求得上帝“选民”的精神利益。宗教精神利益与经济物质利益相结合,在集体层面上形成了巨大的能量,从而有助于破除传统宗教的道德束缚,使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得以释放。⑤在新教教义的世俗化、伦理化过程中,宗教精神指引下的价值合理性行动逐渐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工具合理性行动,从而推动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试图把利益引进到社会学范畴内,并通过将它整合进不同的社会概念之中,来使分析更具深度和力量。他认为物质和精神利益驱使着人类的行为,而观念有时候作为那些被利益所驱使的行为的“扳道工”而发挥作用,故经济行动的驱动力量利益,并非只是经济利益,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驱使着行动者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不同的行动类型。

(三)韦伯经济社会学中的“利益”分析

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强调利益是能被行动者主观察觉到的,即“行动者能够意识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既然市场中的行动者能够主观察觉到自我利益,并依据它行事,那么以利益作为行动的起点也是理所应当的。接下来,笔者将解读《经济与社会》第一卷的前两章相关概念,认识韦伯关于市场、利益和社会行动等概念及其逻辑关系。1.市场中被利益驱使的常规行动在韦伯的社会学基本术语中,社会行动、自我利益概念与本文探讨的主题高度相关,厘清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联系有重要意义。“利益驱使的常规行动”在韦伯经济社会学著作的分析中时常出现①,其论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把利益驱使的行动描述成为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通过该定义使得利益驱使的行动与社会行动的类型联系起来了,由此,利益驱使的行动被理解为合乎理性行为的集体形式。该行动本质上由行动者主观意义与考虑他人行动表现两部分组成,他还用市场阐明常规的行动是被利益驱使的,也是集体的。若一个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为实现自身利益,他将会针对其他的市场参与者以一种非个人的方式来确定自己的行动方向,越这样做,市场中的行动就越是理性的和被利益驱使的,其建构社会的特征就越明显。第二,利益驱使的行动有很强的稳定性,这种常规的行动在经济领域占据着相当显著的位置。韦伯认为社会行动进程中存在许多显著的一致性,而这些仅仅取决于相应社会行动类型理所当然地最符合行动者自身所意识到的正常利益②,并指出这类行动“要比那些适应于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义务的行为更具稳定性”。当然,他还刻画了利益驱使行动的特征:“清晰的意识”以及“不感到拘束”,这种状态的原因可能在于人的社会化过程,使得“利益”在实践中内化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如人的意识驱使身体一样自然。第三,随着世界变得日趋理性化,这种常见的利益驱使的行动也会变得越来越普遍。韦伯认为,应该以市场导向的工具理性行动替代约定俗成的习惯。当然,他也对利益表示了担忧,认为为了防止社会过度的利益表达,有必要引入合法性,发挥行为规范的作用,限制过度利益,因此,利益与行为规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综上所述,韦伯将市场中经济行动看作是受利益驱使的,这种驱使在集体形式上依然成立,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并随着市场理性化进程变得愈发普遍和深入。2.个体行动到行动系统中“利益”的角色在上文的论述中,韦伯并不认为市场中被利益驱使的常规行动只在个体层面,还应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行动的集体形式,因为需要理智算计的同时也要考虑其他行动者和客体。在“团体与联合的关系”一节,韦伯表达了一种观点,即一种联合的关系中依赖于一些能够理性地彼此适应或者保持彼此平衡的利益,并提出“利益集团”概念以分析联合体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此外,为增进一般的利益,也会形成一些公共或政府组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利益驱使的行动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都是处于中心意义的。在社会阶层理论中,他认为:“产生阶层的原因明确地说就是经济利益,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唯有利益才和市场的存在有关”,利益在社会分层中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在韦伯论述中,利益在个体、组织、阶层和系统等微观或宏观层次都存在,而非只存在于个体行动当中,利益与市场密切相关,且可以是一个集体或宏观的概念,适用于社会学的分析。在社会行动理论中,个体(行动者)行动具有目的合理性,即追求自我利益而采用的工具性手段,其社会行动的可计算性通过个人利益和行动遵守的规则(历史经验存在的因果恰当性)予以保障;行动系统的形式合理性则是表示定量、核算等理性技术被运用的程度,该系统是由众多社会行动有机构成的,是社会行动互动的结果,两者都以“计算”为核心。图1是个体行动者的形式合理性向行动系统的形式合理性演进的逻辑。该逻辑框架中,个人行动到行动系统的关键在于外部制度、规则等的规范限制,多数个人的可计算性在规范限制下形成具有方向性的合力,实践中个人行动也在改变既定外部的规范限制,而这种改变的力量微小,但也存在偶然意外造成的放大作用。行动系统的可计算性是众多个体行动耦合的结果,一方面行动系统具有个体行动所演进而来的某些特征,如行动系统依然受到利益的影响(利益集团、公共利益等概念仍然起作用),另一方面行动系统自身整合而发展有新的特征(个体所不具备的特征),这些新特征会反馈到个体层面,并具备对规范限制调整的力量①。在市场中,个体行动发展到行动系统的利益算计是自然演进产生的,当然在更宏观层面上,受到外部人类基本的制度、规则和文化等约束,在未形成稳定形态之前,外部规范限制起主要作用,而形成系统之后,部分外部规范限制和试错经验转化为内部规范限制起主要作用。

四、“利益”何以建构市场的社会属性

(一)“利益”起点及其演化的市场运行逻辑

基于上文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利益是社会生活中一种主要力量,并且驱使着市场中的经济行动,它是作为市场经济行动的起点。当然行动者利益并非只是经济利益,也指韦伯四种行动类型对应的利益,即经济、价值、情感及传统等利益。由于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作为人类的交换系统,生活必需品、精神产品、医药产品等精神或物质产品都可能最具紧迫性,这依据人与环境的关系,如天气变冷,人就需要厚的衣物。因此,各种利益的运行逻辑可能遵循马斯洛意义上的“需求层次理论”②,但是应该认清马氏“需求层次”理论的实质,即自身生理压力和人类社会性的结果。故行动者的利益应遵循自身的生理压力和社会性后果(社会化过程中,行动者将社会结构、文化、政治等规则内化的情况)。其次是具备“交换优势”,这是产生交易的前提,主要指行动者要有其他竞争者所没有的且为需求者所需要的产品或者服务等,即自身独特性带来的竞争优势。而后是双方或多方相互妥协而达成的合作。需要证明为何合作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人类为什么选择市场经济作为当前的获益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史是人类自身不断试错的过程,早期人类族群之间的冲突(战争等)虽然使少数族群获得更多的物品,但是并不能实现稳定的获益,而族群之间的交往使人们发现通过交换各自闲置多余的物品可以实现双方“效用”的增加,进而产生稳定的获益。当人类发现更有效的“获益”方式时,就会将其作为发展自身的手段,并逐渐发展和完善它。最后,对于既定规则框架下理性化运作,是指行动者无法摆脱过去而谈现在和未来,即“历史路径”③产生的惯性造成的“路径依赖”问题。“历史路径”下,产生了各种规则约束,当前的行动必然要遵循这些规则约束。④虽然“结构二重性”⑤可以使各种既定规则发生改变,但是不能忽视时间因素的重要性,规则发生改变的传导是需要时间的,且规则具有相对稳定性,改变的幅度一般不大。因此行动者时常面对的是既定“历史路径”下的规则框架,即制度、规则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与时间因素相结合构成的结构性力量。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经济既非完全理性运作,也非彻底受控于社会结构,用“理性化”一词概括市场经济上述状况较为合适,即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理性化运作以实现高效供需。高效供需则是指市场经济在完全理性运作下高效率实现的供给与需求的对接,是一种理想状态。对于理性化运作,笔者基于不同地区理性行为偏好,认为理性化方向的评价是一种次优的评价,即在不具备完备知识的前提下,选择和评价往往是满意而非最优,满意的图景可能是发达国家市场。在时间因素下,行动者不断实践,对于理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实践与认识互构,进而加剧实践目的的工具性,形成整个地区市场的理性化进程。下图为市场经济运行逻辑。图2表明,市场中经济行动的启动在于利益,但是历史路径下形成的外部制度、规则和文化等结构性力量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随时纠正利益驱动下的行动偏离。这其中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利益与理性拓展的过程,个体行动者被利益驱动采用工具理性的手段成为市场的典型特征,凡拒绝或缓慢接受“利益与理性”,将逐渐被市场放逐到边缘。这种市场逻辑的启动器在于公开承认利益,并给予重要位置,当然,千万个体追逐自身的利益,也创造了1+1>2的效果,即市场的“放大效应”,存在大量被人们免费或廉价地分享的“剩余”。此外这种剩余的进一步扩大依赖利益激励通道的畅通,显然如何调整历史路径下的外部制度、规则和文化等因素是十分关键的。当然,不同历史路径下的“利益演化的市场运行逻辑”存在巨大差别,不同地域个体行动者对于“利益的理解”可能不同,引导一种适应市场发展的“利益的正确理解”,将会极大促进市场的进步①。

(二)“利益”起点建构的市场的社会属性

1.产生和放大市场的公共利益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指出人们出于利益驱动的有意识的行动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结果,即市场的放大效应带来的巨大“剩余”②。国内学者朱海就认为这是“市场的公共利益”,将其界定为个体达成其自身目的所不可缺少的“共同资源”,对于这种共同资源,个体只有把其中的某一部分用于实现自己的目的时,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③。“市场的公共利益”的产生一般被认为是与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市场的行动者以利益为起点,依据不同人群之间的协调或合作,产生了各个人都可以利用的“共同资源”,这就是市场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企业家基于利益的起点提供有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扩展了消费者“可选择的手段”,从而使得消费者以低成本的方式解决问题,整个过程中社会福利得以增进,是企业家利益行动的无意识后果。总之,市场的公共利益增进了社会的物质或精神财富,维持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2.加速社会流动且形成开放的社会分层市场中利益驱使的个体随着时间的变迁,呈现出资源积累的特征,这种资源积累可以被看作“优势堆积”,即不同的个体因时间因素而获得的可调动资源的数量,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财产,而是更宽泛意义上可调动资源的数量。这种优势堆积与社会流动、社会分层都密切相关。那么,就需要知道优势堆积是怎样带来分层与流动的。在市场中,行动者的利益追求往往异化为货币,货币越多意味着优势堆积越大,也意味着可调动资源的数量越多。韦伯“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中,经济、声望和权力是划分阶层的标准。④随着优势堆积得越多,就会使行动者发生向上的社会流动,促成开放的社会分层体系,有助于社会结构的优化。3.对于制度、规则和文化等的完善在市场中,利益驱使的行动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如环境污染、犯罪率上升等问题。外部制度、规则和文化等规范限制在市场化初期,并未具备约束和限制上述问题的能力。随着利益产生的不良后果增多,规范限制也逐渐处于发展和完善之中,以解决利益带来的不良后果。在解决利益产生的问题过程中,强化了现行制度的合法性,优化而非削弱了社会结构,即社会冲突的正功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制度、规则和文化等则会被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发展和完善,以保障利益驱使的行动产生更多的剩余。

五、市场社会学中“利益”分析框架

(一)“利益—路径”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韦伯的研究,构建了“经济行动逻辑”和“历史路径下的规范限制”作用于市场实践主体的简易分析框架①,前者是受各种类型的利益驱动的经济社会行动逻辑,后者则是社会结构性力量的制约。市场生活实践中,行动者会发展基于各自利益的行动逻辑,这种逻辑受特定时空下社会结构性力量的规范限制,从而延伸出市场的社会意义。该分析框架优势在于对于“利益”与“社会结构性”的综合考察,有助于全面认识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及发展趋势,使分析框架更具动态性,符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现代研究思路。通过对利益起点的经济行动逻辑在经济生活实践的表现,来考察利益及其延伸的社会属性,有效的实践会强化利益行动逻辑及其延伸的社会属性,否则,将可能削弱;当然,经济行动逻辑在经济生活实践中的表现受到历史路径下的规范限制影响。下图是考察市场经济的利益—路径框架。本文从经济与社会的交叉研究领域的复杂性谈起,指出经济社会学基本假设修正的可能性,随后谈及市场社会学研究中利益因素分析的缺失,解读了为何社会学家没有给予“利益”概念足够的关注,并指出了这种趋向的危害,即与客观现实脱节且丧失解释力,提倡使利益分析重回市场社会学研究。通过对“嵌入性”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探讨了其局限性及引出利益分析的重要性,随后追随斯威德伯格的脚步,重视利益与社会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即韦伯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他初步发展了一种把利益与社会结构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强调理解市场中经济社会行动的社会意义,即利益驱动的行动是经济与社会的复合现象,有其社会意义。最后基于市场的理性化趋势,构建了理性化市场进程中各种概念的逻辑关系图,并提出了市场社会学研究的“利益—路径”分析框架。本文由于篇幅限制,只是尝试在韦伯的基础上推进研究,主张在经济社会学中给予“利益”概念足够的地位,来使这一概念重新焕发生机,因此只论述了“利益”概念及其社会属性,而并没有将社会关系纳入分析之中;其次文章某些概念探讨略显不足,例如需要进一步探讨“理性与利益”“利益与社会关系”的关系等;最后,在分析框架中“利益运行逻辑”存在多种类型的利益,可能相互干扰而影响分析,用“历史路径”概念以囊括社会结构等要素,各种要素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和厘清,且需要开展具体的实证研究、经验研究以支撑上述观点。此外如何精细地对个体利益的逻辑期待和历史路径的宏观社会建构之间进行分析梳理,是未来的努力方向。

作者:段岩娜 陈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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