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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研究方式探索

 论文栏目:伦理学研究论文     更新时间:2012-9-2 17:12:55   

一、引言

现代经济学自马歇尔尤其是罗宾斯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伦理经济学的研究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认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人无需所谓的道德关怀,应该是纯经济动物,经济学谈论伦理道德是不务正业的。这种伦理考量的缺失造成了现代经济学“伦理不涉(non-ethical)”的特征,使得现代经济学成为一只“跛脚的驴”[1](P7-13)。数理经济学对伦理问题的忽视导致对现实解释的偏差显然与其作为经济学中的显学和主流极不相称,因此许多数理经济学家开始反思经济学研究中的苛刻假设,他们开始逐渐放松“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找寻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基础,关注伦理道德问题,以期恢复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对话,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约翰•哈萨尼(JohnHarsanyi)以及肯•宾默尔(KenBinmore)等人在这些工作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阿玛蒂亚•森和约翰•哈萨尼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肯•宾默尔①在学界影响的日益扩大,以及其他众多学者的推动,无论是在经济学研究还是在伦理学研究中,作为交叉学科的经济伦理学都越来越受重视。但是也许与这些西方经济学大师的研究背景有关,他们对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都大量运用博弈论等现代数理方法和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之上的实验方法来进行解释和逻辑演绎推理,认为博弈论“提供了具有价值的有影响力的思考道德问题的概念性框架”[3](P302),导致了所谓的“数理伦理学”②和以德雷克•帕菲特(DerekParfit)为代表的一批“数理伦理学家”[3](P28)的出现。在国内,清华大学的赵南元教授认为应当借鉴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方法,也认为:“伦理学为了科学化,应该而且可能向经济学靠拢,像数理经济学那样建立‘数理伦理学’。这种理论的伦理学主要解决我们需要什么道德的问题。”[4]因此,本文试图将当代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的数理方法归置于“数理伦理学”这面旗帜下,追溯其发展渊源,梳理其主要方法和议题,探索其哲学基础,进而全面分析其优缺点及对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二、数理方法在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渊源

1955年,在《作为道德哲学家的工具的博弈论》一书中,R•B•布兰斯怀特(R.B.Braithwaite)首次将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伦理道德问题。[5]此后,博弈论在伦理问题的分析中被大量使用,尤其在经济伦理或者商业伦理研究中更是成为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正如现代经济学运用数理方法进行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一样,伦理学研究中运用数理方法也有其深远的渊源。

尝试用注重严密逻辑推理的数理方法和思维去论证和研究一些伦理学问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生活在2500余年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ghagoras),最早悟出了万事万物背后都有数的法则在起作用,认为无论是解释外在的物质世界,还是描写内在的精神世界,都不能没有数学。他试图将数理秩序(mathematicalorder)引进伦理学领域,声称正义是一个内部均等的数,甚至可以由一个平方数(squarenumber)来表示[6](P2)。

在从1至10的10个数字中,毕达哥拉斯认为4就代表着正义,是宇宙创造者的象征。显然正是由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本身同时是哲学家和数学家,或者至少深受数理逻辑的影响的原故,他们的数理思维与他们的哲学思维就不可避免相互产生影响。其中最为典型和最早的代表就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笛卡尔。笛卡尔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他不仅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誉为“解析几何之父”,而且还开拓了所谓的“欧陆理性主义”哲学,是强调数学和逻辑演绎方法的理性主义者先驱。毫无疑问,他的数理思想、思维和他的哲学思想、思维难免相互影响。

但是,历史上在伦理学研究中将数理方法的严密性融入其中并付诸实施的,可能主要的还是斯宾诺莎。作为西方近代哲学史与法国的笛卡尔和德国的莱布尼茨齐名的重要的欧陆理性主义者,他不仅用几何学的形式写作了一本《笛卡尔哲学原理》,用几何学的方法来证明笛卡尔的观点,还用几何学的方法写就了其主要著作《伦理学》,用同样的几何学方法证明其自己的观点,并以此与笛卡尔的伦理学观点进行比较。斯宾诺莎同笛卡尔一样,认为凭理性的能力从最初的几个可以由直观获得的定义和公理推理出来的知识,才是最可靠的知识,几何学便是如此,因此伦理学的知识也应当像几何学那样去构建和推理[7](Pi)。所以,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把人的思想、情感、欲望等等均视同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一样,在提出定义和公理的基础上加以证明。虽然斯宾诺莎由于没有发现和建构能够推导出伦理学全部内容的伦理学公理和公设从而导致了构建公理化伦理学体系努力的失败[8](P178),但是,用数理思想和方法(主要是几何学)来系统研究伦理问题,就其方法论是来讲,斯宾诺莎无疑是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最杰出的伦理学家。

此外,西方(主要是欧洲)历史上用数理方法和数理思想来研究伦理学命题的还有霍布斯和埃奇沃斯等思想家。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一书就是其哲学思想和数理思维的结晶,而埃奇沃思则在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广泛并精巧地运用数理方法,其代表作主要有1877年的对功利主义进行考察所引起的大量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伦理学的新旧方法》和1881年试图对功利主义进行数学计算的《数理心理学:关于在伦理科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论文》。现代西方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沿着毕达哥拉斯、笛卡尔、斯宾诺莎、霍布斯和埃奇沃思等理性主义先驱的前行足迹,利用最新的数理方法发展成果,对一些传统的经济伦理命题进行数理解释,致力于构建一种具有几何学的全部严密性的道德几何学[9](P105),并且“把道德视为一门科学去研究,”[10](P4)在当代经济伦理研究中形成了“数理伦理学”或称“经济伦理学数理学派”。[11](P101-107)

三、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数理方法及主要议题

西方目前运用现代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方法来进行伦理学分析的“数理伦理学”的学者主要来自两大学科,一是经济学,主要包括英国伦敦大学院的肯•宾默尔、密西根大学的罗伯特•阿克斯罗德、东英吉利大学的罗伯特•萨金、苏黎世大学的恩斯特•费尔和桑塔费研究中心(SantaFeInstitu-te)的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阿弗纳•格雷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丹尼尔•豪斯曼和美国芝加哥斯宾塞基金会主度迈克尔•麦克弗森,这些学者大部分具有数理经济学的背景;再就是哲学,例如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大卫•高德、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德雷克•帕菲特,以及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克里斯蒂娜•比切尔尼、约翰逊管理研究生院的大卫•萨利等。国外“数理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作包括《博弈论与社会契约》(GameTheoryandSocialContract)、《自然正义》(NatrualJustice)、《协定道德》(MoralsbyAgreement)、《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EconomicsofRights,Co-operationandWel-fare)、《对策中致胜之道:合作的进化》(TheEvolu-tionofCooperation)、《基数福利,个人主义道德与效用的人际比较》(CardinalWelfare,IndividualisticEthics,andInterpersonalComparisonsofUtility)、《强互惠的演化:人类非亲缘族群中的合作》(TheEvo-lutionofStrongReciprocity:CooperationinHeterogene-ousPopulations)、《经济分析、道德哲学与公共政策》(EconomicAnalysis,MoralPhilosophyandPublicPol-icy)和《理性的边界———博弈论与各门行为科学的统一》(theBoundsofReason:GameTheoryandtheU-nificationoftheBehavioralSciences)。相关文献不仅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AER)、《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JEL)和《博弈论与经济行为》(GameThe-oryandEconomicBehavior,GEB)等国际性经济学权威期刊上,而且对经济伦理背后的科学基础进行研究的论文还频繁见诸于《神经成像杂志》(JournalofNeuroimaging)和《神经科学》(Neuroscience)等自然科学权威期刊甚至《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这种世界顶级的综合科学期刊上。

国内经济伦理研究中数理方法的运用远不如西方那么普遍。汪丁丁、韦森、罗卫东、叶航、方钦、乔洪武、韦倩、费尚军、李映楠等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对新近出现的西方经济学家运用博弈论和其他数理分析工具来对传统伦理命题进行解释的理论成果做出了初步的介绍,例如《博弈的伦理意蕴》和《纳入公平偏好的经济学研究:理论与实证》、《博弈问题的伦理分析》、《道德的博弈何以可能———对高塞尔协定道德论的一种解读》、《从博弈论模型考察道德形成的基础》、《从预期最大化到移情偏好———数理学派公平与正义理论透视》、《宾默尔经济伦理思想探讨》、《恩斯特•费尔对经济伦理研究方法的贡献》、《西方经济伦理研究的实验方法初探》等,许多发表在《哲学研究》和《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哲学和经济学类期刊上。但是迄至目前,国内直接对经济伦理研究的数理方法进行具体、深入而全面的专题研究尚未出现,专门探讨经济伦理数理方法的论著仍付之阙如。

当前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研究经济伦理问题所使用的数理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基础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如ItzhakGulboa和DavidSchmeidler所构造的效用函数以及影响幸福因素的分析,哈萨尼、高德和宾默尔对其公平正义思想的解释,加里•贝克尔对歧视问题的分析、克里斯蒂娜•比切尔尼对社会腐败问题的分析、克里斯蒂娜•比切尔尼和Fukuir对一些非主流社会规范(unpopularnorms)的一般性证明、黄有光对快乐的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二是经济数学方法。

包括微积分、拓扑、泛函以及运筹学等内容的经济数学方法在经济伦理研究中几乎遵循了数理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相同的模式,例如费尔关于公平与互惠思想的解释。三是经典博弈论(Classicgametheory)方法。宾默尔关于公平正义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道德博弈与生存博弈的分析[12](P101-107)、萨利关于同情心在合作行为产生过程中的分析,其基础均是经典博弈论的一般方法。四是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GameTheory)方法。在演化博弈中,主体有限理性并自然演化达至一种“生物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ESS)。阿克斯罗德和萨利关于合作的演化、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强互惠的利他行为的演化模型、国内叶航对内生偏好利他行为的经济解释等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五是实验的方法。基于博弈论设计的实验方法广泛应用于经济伦理的研究中。诸如费尔在“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games)”实验中对公平意识的分析、阿克斯罗德对合作所进行的三次计算机实验方法更是声名大噪,萨利通过实验论证同情心在合作博弈中的作用,费尔利用催产素和基于核磁共振(NMR)技术等进行的实验。第六是计算机模拟仿真方法。计算机模拟仿真是建立在演化博弈论基础之上的一种方法,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模拟演化提供了可能。在合作演化模拟仿真实验中,由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主持完成的大型计算机仿真实验,是最引人关注的。而在萨利的仿真实验中,他观察到,心理距离和同情心是影响人类合作的重要因素。

上述方法在经济伦理研究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解释和证明某些道德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二是分析加入了道德判断的经济主体如何决策,并论证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综合来看,数理伦理学的研究议题主要有:一是公平与正义。在罗尔斯之后,哈萨尼的“理想观察者”、高德的理性经济人和宾默尔的具有移情偏好的讨价还价者,分别根据拉普拉斯理由非充分原理(principleofinsufficientreasoning)、“最小最大相对让步原理”(theprincipleofminmaxrelativeconces-sions)和道德博弈(gameofmorals)与生存博弈(gameoflife)的原理,得到了各自关于公平正义的理论。二是合作与诚信。数理伦理学关于合作与诚信的研究起源于“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这一博弈悖论。众所周知,囚徒困境博弈有一个占优均衡解,即博弈双方均会选择背叛,既使博弈双方博弈前达成的协议约定选择合作,合作与诚信守诺也几乎不可能实现。阿克斯罗德、汉密尔顿(W.Hamilton)等经济学家利用博弈论实验和推理的方法,得出了即使是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合作和诚信也是可能的的结论,从而奠定了诚信社会的理论基础,并进而提出,“合作的基础不是真正的信任,而是关系的持续性。当条件具备了,博弈者能通过对双方有利的可能性的试错学习、通过对其他成功者的模仿或通过选择成功的策略和剔除不成功的策略的盲目过程来达致相互的合作。”[13](P139)因此,在长远看来,一项合作能否达成,比双方是否相互信任来得更重要的是要看双方建立稳定的合作模式的条件是否成熟。三是利他行为,主要是纯粹利他行为。纯粹利他行为是不满足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加里•贝克尔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了利他行为的数理经济学模型,首次对利他行为进行数理经济分析。[14](P333-349)

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建立了一个纯粹利他的强互惠(strongreciprocity)模型,来解释纯粹利他行为的存在。此外,黄有光、比切尔尼等还将数理方法运用于诸如幸福的计算、社会非主流情感等的研究中。

四、经济伦理研究数理方法的哲学基础

自20世纪初元伦理学(meta-ethics)诞生之后,实证主义的方法在西方伦理尤其是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中越来越普遍地被使用。实证主义相信,知识来源于自然现象及其特性,研究者用观察、调查和实验的方法对某种事物、现象或者特征先提出假设,再在收集数据的基础之上进行统计分析,并据此对事态进行描述、推理和检验,以追求某种不受主观影响的“客观知识”。而作为当代科技哲学主流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认为,一种理论要成为科学,两个基本条件必须具备:首先是它的陈述在逻辑上是有效的;其次是它的结论在经验上是可以验证的。在西方伦理学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元伦理学一直试图将伦理学科学化,因此,在研究中广泛采用数理方法来对经济伦理进行逻辑实证以寻求其推理的“逻辑自洽”,从而满足第一个条件,是“数理伦理学”诞生的重要原因[11](P101-107)。此外,西方的数理伦理学家们还大量采用实验方法来对经济伦理进行经验实证,以满足第二个条件[15](P28-32)。前者是基于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认识,而后者则是基于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传统。

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典型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类能够本能地掌握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几何法则,在这些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可以推理出其他的知识。作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宣称“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16](P39),柏拉图也高扬理性的权威,认为理性是灵魂中最高的部份,逻辑的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17](P199)

并且认为,感性经验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觉的杂念,才能达到对真理的客观认识。显然,当代经济伦理研究数理方法的运用就是柏拉图所谓灵魂的最高属性的体现。数理伦理学家们对公平正义、合作诚信、利他行为、非主流社会规范和幸福快乐所进行的数理逻辑假设、推理与实证,是传统理性主义传统在当代的延伸,在方法论上仍然表现为一般的演绎法。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则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认识论路线。与理性主义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的推理不同,经验主义主张经验是人的一切认识的惟一来源。作为近代哲学和经验主义的开创者,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cisBacon)就认为,“全部解释自然的工作从感官开端,是从感官的认识经由一条径直的、有规则的和防护好的途径以达于理解力的认知,也即达到正确的概念和公理”[18](P216-217)。

而且认为,感官表象的丰富和精确程度,对事情的容易和顺利解决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对于经验的来源,培根认为感官的感觉并不是经验的惟一来源,因为感觉存在许多缺陷,例如对许多认识对象的反应是迟钝和无力的,因而并不完全可靠。但培根认为,实验就可以弥补感觉的不足。“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乃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感觉所决定的只接触到实验,而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19](P17)所以,在培根看来,可以重复验证的实验比人们对偶然自然发生的事物的感觉更重要。而当代数理伦理学研究中建立起来的基于博弈论的实验方法和计算机模拟仿真方法,使得对经济伦理命题的实验检验成为可能。

数理推理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验等方法在经济伦理研究中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地结合而不是进一步割裂了科学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当前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中所采用的实验方法,明显有别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演绎和简单枚举的归纳法。这种归纳法本身就建立在理性推理的前提下,能把实验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结合起来,不仅进行简单的资料收集整理,而且还需要对材料进行复杂的理性加工,这就是培根创立的所谓真正归纳法。这种真正归纳法对当代逻辑学、伦理学、哲学甚至整个科学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数理伦理学的研究中,无论是费尔所进行的基于“不公平厌恶(inequityaversion)”的博弈和“月光博弈(moonlightgame)”,还是阿克斯罗德组织的关于合作产生机制的实验,或者美国桑塔菲研究中心的金迪斯和鲍尔斯关于互惠利他产生机制的演化模拟实验,抑或是费尔等人对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的探索,归根到底仍然是对实验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加以理性分析并归纳所得出的结果。

五、评价与借鉴

数理方法在当代经济伦理研究中的广泛流行,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一是元伦理学成为伦理学的主流。元伦理学主要是以逻辑和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道德概念、判断的性质和意义,研究伦理词、句子的功能和用法的理论。其侧重于分析道德语言中的逻辑,解释道德术语及判断的意义,将道德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与道德语言本身分开,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问题。在新实证主义看来,只有元伦理学才是真正科学的伦理学。虽然元伦理学有时因为机械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机械符号和公式而饱受批评,但并不改其在伦理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其二就是数理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当代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一种解释的科学,利用数理方法来进行逻辑实证的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杂志,非数理分析的研究文献难以发表,即使发表也难以被认可,数理方法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唯一的方法。在这种背景下,数理方法被应用于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数理方法严密性、逻辑性和精确性的特点,使其在寻求伦理道德解释的逻辑自恰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运用数理方法来分析经济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不仅丰富、创新和完善了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为经济伦理学成为一门精确而严谨的科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以数理方法为主要分析工具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新的发展向量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原则,为沟通伦理学与经济学、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伦理学与社会学甚至伦理学与一些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

因此,虽然数理方法所解释或者证明并不是经济伦理学的新命题,甚至有些观点相对于原有哲学观点来讲并无新意,但其严密的逻辑推理,避免了原有哲学思辩的争议,在方法论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毋庸置疑,数理方法也存在其自身天然的不足。例如为了追求逻辑推理的直观,数理推理不可能反映出所有的影响因素或变量,从而使得数理推理的结果与实现出现偏差。但是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伦理问题,仍然是经济伦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创新,对我国经济伦理学朝着一门独立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数理逻辑方法上的借鉴意义。独特、科学研究方法的形成是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上述被称为数理伦理学家的西方数理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在解释一些经济伦理命题的过程中,大量采用了当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手段———诸如数理逻辑推导、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甚至计算机模拟仿真等,但是这些基于逻辑推理的研究方法在我国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同时,作为一种逻辑实验方法,数理方法之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应用最为广泛、最具有说服力的方法,是因为数学准则的应用将经济学带入了一个比文字叙述方法更为严谨的标准之下,而其逻辑推导的作用则更明确,一般化、抽象化的演绎分析能够使得经济学的命题能够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因此也显得更加科学和容易让人接受。与康德定言命令式的、建构式的“应然”不同的是,“数理伦理学家”的工作目的是在试图跨越从“实然(tobe)”到“应然(oughttobe)”这一“休谟问题(Hume’sProblem)”。他们从“实然”的基础出发,努力探索何以“应然”。凭借其强大的逻辑推理优势,数理方法不仅能够合理解释已有的“应然”,而且还推理出许多目前并不存在的“应然”法则,大卫•高德根据新古典经济人假设推理的“最小最大相对让步”的公平原则就是显著的例子。由于数理伦理推理的这种坚实的“实然”基础,使其研究所得出的“应然”判断更符合人们的价值判断,解释力与信服力也可能是最强的。因此,数理伦理学的这种偏种于逻辑推理的数理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二是对多学科结合研究视角的借鉴意义。数理伦理学的研究过程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科是密切结合的。第一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这是经济伦理学产生的基础;第二是经济伦理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这一路径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第三是经济伦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结合,贝克尔、默菲等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金迪斯和鲍尔斯等学者进行的与人类学结合的田野调查即属于这种结合;第四是建立在弗农•史密斯和丹尼尔•卡尼曼等人的工作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克里斯蒂娜•比切尔尼基于心理学中多元的无知的理论为基础的非社会主流规范的论证就体现了这种结合;第五则是经济伦理学与生物学及生理学的结合,以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为代表,而以鲁慈齐和葛礼谦等为代表的神经元经济学(Neuroeconomics)则更进一步,研究脑部神经元在决策时的表现,主要目的在于找寻理性的生理基础,这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已经相当紧密。事实上,基于博弈论的发展,西方许多学者已经认为“各门行为科学之间的划界和自赏在科学上毫无意义”[20](P3)。但在我国,上述五个方面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其中不仅有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目前国内的研究视角受限制。因此,借鉴数理伦理学研究中多学科结合的视解,为我国经济伦理学学科的内生发展以及对外交流对话,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是对加强理性思维的借鉴意义。在字面上,“伦理”一词就包括“然”和“所以然”两层意思。“伦”是指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即“然”;“理”则是指理论、理性的解释,即“所以然”。因此,伦理学不仅要指出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则是什么,还要对为什么是这样给出充分的理由。赵南元教授就认为中国的伦理学是有“伦”无“理”,中国传统伦理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则作出了许多规定,但对为何要有这些规定的解释并不充分。导致这一偏差的根源可能在于东方人理性思维方式的缺乏。

中国的所谓哲学大多是修身处事的伦理学,而较少涉及纯粹抽象的哲学科学的讨论,不是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这跟西方的哲学有巨大区别。面对大江东去,东方先贤作出的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而西方先哲却在思索着“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可见一斑,有学者就认为没有像西方那样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之一,虽然不能简单判断东西方思孰优孰劣,但在科学理性方面,西方的理性思维方式确实有许多是我们东方人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具体在经济伦理研究中,不仅要给出答案,而且还要令人心悦诚服,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人类社会是一个演化而来的系统,而人的推理正是相关的关键性演化力量之一。[20](P2)”因此,无论是对于经济伦理学还是整个科学研究中的理性思维的加强,数理推理方法的创新与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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