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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模式的启发及反思

 论文栏目:伦理学研究论文     更新时间:2012-8-30 11:24:42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我们是如此频繁地面对各种困境,以至于从技术与文化的角度看,我们都亟需困境中行为选择时的知识与价值的支持。在面临困境,需要作出艰难抉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作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 这种决策与抉择的价值根据何在? 这种价值本身的正当性又何在? 在面对同样境遇时,所有的人都会或都能做出同样的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吗? 如果不是,哪一种行动方案又是最优的呢? 是否存在可替代方案呢……现代以来的许多学科围绕这些问题设计了种种理论模式,这些理论模式各有优长,但又都被充分批判而成为另一种理论模式生发的逻辑起点或资源与思路借鉴。作为一种行为伦理决定的理论模式,波特模式颇有借鉴价值,但自其提出以来,国内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并不充分,本文就此作一简略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波特模式及其应用

波特模式[1]( the Potter Box) 缘起于哈佛大学神学博士拉尔夫•波特( Ralph. B. Potter) 于 1965 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2]中首先提出来的一套伦理决策方法。当时,波特注意到持续增长的核武器制造导致了人们生活中的伦理困局,他最初的意图是拟在明确基督徒对待核武器政策的正确( 在他看来的正确) 立场; 在波特看来,人们“关于什么是应该做的明确决定”会受到宗教信仰、哲学取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行为的伦理决定中,很有必要明确区分这些因素以及深入考察这些因素的影响。

越南战争促发了波特对战争道德问题的思考,在《战争与道德论辩》中,波特进一步阐释了关于行为伦理决定的基本理念,这是他尝试研究正义战争学说的开始。波特从伦理决策方案的视角研究战争道德问题,在他看来,在越南战争中,伦理对人们的行为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对战争正义性的分析也会涉及到与战争境遇、目的、手段及相关价值、伦理原则等方面的因素分析中,同样有必要对这些因素及其对战争中的行为作具体的把握与应用分析; 1972 年,在保罗•蒂兹等献给他们共同的老师沃尔特•乔治•缪勒的纪念文集《社会伦理学学科前探》一书中,波特撰文“道德论证的逻辑”,再次论证了人们在道德困境中的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的道德推理逻辑,并提出了一个 SAD 的行为伦理决定模式,即在人们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中,道德推理的基本逻辑进路包括了三个基本环节: 第一,境遇定义( the situationdefinition) ; 第二,境遇分析,包括道德理论的应用( the a-nalysis of situation,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 of moral theo-ries) ; 第 三,决 定 或 伦 理 判 断 ( the decision,or ethicaljudgment)[3]。其中,SAD 分别是三个环节中“situation”,“analysis”,“decision”三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

波特本人在其自身的研究中不断地修正自己关于行为伦理决定的理论,在整理研究资料与文稿的过程中,波特将其文稿分成四个方面的资料: 即 1. 关涉事实问题的资料; 2. 受政策影响的社会责任问题方面的资料; 3.传统道德哲学与伦理方面的资料; 4. 所涉及问题的基础哲学与准神学视阈的深度研究方面的资料。这种资料分类工作进一步确立了波特模式中行为伦理决定的基本思路。到 1999 年,波特向世界现状论坛( the State ofWorld Forum) 提交的会议论文“波特模式的起源与应用”一文中,更系统地推介了这一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理论方案,波特对这一伦理行为的选择方案的思想也日趋成熟。[4]

在这篇论文中,波特明确提出,在具体的道德境遇中,当人们面临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的时候,合理的行动方案应当从合理的道德推理中得出,这种道德推理包括了四个基本步骤( 见图 1) 。

第一步,我们需要对自身面临问题时所处的道德境遇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与把握,即所谓的定义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 把握所面临问题的实质,分析可能存在的冲突及可能的选择,等等。对每一道德主体而言,不同的人在面临同一道德境遇时,或同一个人在面临不同的道德境遇,以及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面临相同的道德境遇时,往往都会有许多价值选择的余地。第二步,确定在具体道德境遇中的价值立场,即价值阶段: 在可选择的价值中,有些甚至可能是相互冲突的。第三步,原则。在关于价值的讨论中,诉诸伦理原则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决定哪些价值更可取; 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指向第四步———忠诚。在波特模式关于行为伦理决定的分析中,忠诚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行为者持何种价值立场,执守于何种价值原则,并最终决定忠诚于哪一方或对哪一方承担道德责任。

波特模式的应用以传媒伦理领域为主,在其他领域包括公共关系领域中涉及关于决定的学术分析时也多有应用。波特自己认为这种方案可以作为成功的行为分析的模板或范式。[4]

尼克•巴库士和克莱尔•费莱尼斯甚至认为,波特模式可以作为任何决定之伦理分析的有用工具。[5]

人们在运用波特模式作相关分析的时候,对波特模式作了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杰伊•布莱克则更进一步地拓展了波特模式,他不再把波特模式推理的步骤看成是单向的逻辑运动,在杰伊•布莱克的分析中,行为的伦理决定的四个步骤之间都可直接关联,如在某些情境中,行为决策者对自己的伦理原则有着明确的认识,境遇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其伦理原则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识别之后就可以直接选择效忠对象;而在价值立场已是成熟选择的情况下,则可以直接从经验性定义就直接进入伦理原则的探讨,等等。这就是说,并不是每种情况下都需要完整的四步分析,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四个阶段中的某个阶段其实不需要选择,或者是没有选择余地。同样,也并不是在每种情况下都必须严格按照从第一步到第四步的逻辑顺序进行,各步骤的次序完全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变化; 杰伊•布莱克把波特模式解读为一个有机的系统[6]( 见图 2) ,它不是一组随便放在一起彼此独立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在具体的境遇分析,从哪一步开始,或讨论聚焦于哪个问题都可能因具体境遇的不同而各各有别。但不论哪种情况,最基本的逻辑进路是: 最终的行为决定必须是奠基于理性的伦理分析,其中价值立场与伦理原则也都必须是明确而有现实意义的。

国内学者对这一模式的了解大多始于克劳福德•克利斯蒂安等人主编的《媒介伦理: 案例与道德推理》( 华夏出版社,2000 版) 一书,在其它几本传媒伦理著作中,如路易斯•阿尔文•戴所著《媒介传播伦理: 案例与论争》( Thomason learning,2003) 一书中也有提到这种行为伦理决定的分析模式。克利斯蒂安等人把波特模式的推理分析演进为一个开放的圆,在这个开放的圆中,即有伦理决定的内部关联,又有外部反馈的修订演绎[7]( 见图 3) 。开放的圆的意义在于: 波特模式的行为决定并不终于行动的终止,而是会通过反馈( feedback) 对其以后的行为,包括自我以及他人以后行为,甚至是制度层面的政策制订等提供相应的思路借鉴与决策参考。

古特与迈什在其关于公共关系的研究中也有运用到波特模式的分析方法,但他们把波特模式作了更深入、细化的推演: 在四大方块的基础上,他们把波特模式细分为 8 个步骤[8]( 见图 4) 。

在古特等人的分析中,1. 经验性定义即在了解相关伦理困境的详细信息的基础上客观地界定实际境遇; 2.之所以要识别价值,是因为每种价值都会影响到我们在道德问题上的思考、推理。而且,这些价值都体现了人们对正当、信仰等概念的理解与把握; 3. 原则依据则主要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中庸金规、康德的绝对命令、密尔的功利原则以及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等等。在价值识别的进程中,古特等人提出,行动者会考虑并比对其他伦理原则,以考察其他伦理原则是否有呈请出相应需要审视的价值; 4. 在采取实际行动时,不仅要明确行为指向的忠诚对象,而且要追问是否认为有行为者认为勿需忠诚的个体或群体,如果有,为什么行为就不需要忠诚于他( 他们) 呢? 不仅要明确行动所遵循的最重要的价值与原则,还要评价决定的实际影响。不难看出,古特等人的分析使得行为的伦理决定更加精细化了。

布拉德利•罗林斯在应用波特模式的时候更为开放,也更具现实主义的问题解决趋向。它在把波特模式的应用为伦理决定模式的同时,还开放了波特模式的实践哲学意境。

罗林斯的行为决策分析把波特模式的逻辑奠基于现实的伦理境遇之中,既有应用波特模式必要性的考察,也有波特模式反复应用的逻辑推演,同时,还将基于波特模式的伦理决策与行为的实际效果相互验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罗林斯的分析已经超出了波特模式的实践应用,其实践应用更像是包括了波特模式基本逻辑的关于行为实践理性分析; 有意思的是,这种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波特模式不仅仅适用于传媒伦理领域的行为分析,它同样适用于人们在其他领域的其他境遇下的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分析。在这个意义上,了解并推广行为决策的波特模式就极有必要; 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已基本被解构,而新的道德价值尚未完全建构起来,与之相关的道德现实是:社会上存在着普遍的道德失范现象,在这种态势下,人们行为的伦理决定更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波特模式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可资借鉴的资源。

二、对波特模式的质疑及波特模式的实践启示

在实际应用中,波特模式的推理逻辑被广泛地应用于当下的商业伦理危机与道德行为教化中的行为决策指导,尤以新闻工作中的行为决策和公共关系中的行为决策为主,在其他职业生活的分析中,特别是对职业窘境的分析中,人们也时常会应用到这一理论模式。一般来说,在面临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的时候,人们可选择的基本进路包括: 1. 外在的威权进路: 即行为伦理决定主要依据外在的标准或意志,包括神、法律、家长、雇主或规范等。在这种进路中,外在的标准或意志是被预设为正当的、合理的; 从伦理的角度看,这些外在的标准或意志是被预设为道德正当的,而据此而做的行为决定也被认为是具有道德正当性。2. 历史指向的前援判例进路: 在这种进路中,行为伦理决定主要依据行为主体所掌握的经验事实或历史参考; 也就是说,在需要作出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的时候,人们大多倾向于以此前相同或近似境遇中的成功案例作为借鉴,以其失败案例作为反思对象。3. 内在的情感进路: 即行为伦理决定主要以个体的好恶情感、价值趣向为依据,有时候,行动者的直觉也会成为行为伦理决定的依据,甚至是主要依据。4.未来指向的逻辑进路,即行为伦理决定偏重于考察问题解决可能的文化意义、可能导致的社会影响等。四种进路各有其优缺点,但前两种进路在行为主体的道德自主性方面有所缺失,而后两者则偏失于当下境遇的分析。

从波特模式的发展及其应用看,其行为决策逻辑事实上综合了以上四个方面,并因更倾向于伦理、道德而更具文化的色彩与价值导向的功能,这符合了当前我国普遍失范态势下道德重建的文化需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特模式的行为伦理决定分析有着重要的借鉴意见与价值。

虽然,波特模式在行为的合理性方面作出了卓越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但仍有人认为这一行为的伦理决定模式并不具备实践可操作性,这种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波特模式分析的每一步都需要有坚实的伦理基础与道德自觉,这是否意味着只有掌握了较为专业的伦理理论的人才可能做出合理的行为伦理决定? 在波特模式的分析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包含了伦理的分析,那怕是事实陈述也都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与相应的价值诉求,因此,伦理知识与道德能力是作波特模式分析的一个先决条件。尤其是在“原则”步骤中,当需要确定行为的原则支撑时,波特模式主要采信于西方传统伦理中的几个基本伦理原则,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康德的绝对命令、密尔的功利主义、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在不同的分析场合中,还有学者将社群主义、平等主义、相对主义以及犹太教 - 基督教的人是目的等也纳入到分析框架中。但不论具体的原则框架若何,对任何一个原则的理解与应用都需要接受较为专业或高级的哲学- 伦理学教育才有可能,尤其是康德的绝对命令、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等。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只有专业的伦理学者才会遭遇实践的道德困境与行为伦理决定的难题,如果一定要接受高级或专业的教育才能解决此类困难,那普通大众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又该如何处理呢? 故此,波特模式似乎有道德附魅的嫌疑。事实上,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们可能只是对文化的话题感兴趣,而对更为专业的伦理与道德分析则敬而远之。波特模式所论之道德困境却实存于现实生活,但它却没有为普通大众提供有效的分析途径与实践解决方案,因此,有些人会觉得波特模式在大众层面的现实可操作性是可质疑的。对波特模式的第二个质疑是: 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并不是每一个决定都有充足的条件来作完备的波特模式分析,因为,尽管人们在具体的实践中确实会面临行为伦理决定的难题,但实际的情况又不可能允许人们像作专业研究一样坐下来从容地作行为分析。例如,一个记者在前往采访途中遭遇病危的患者,他是应该继续去采访呢还是先抢救病人呢? 放弃采访,他就可能丧失及时报道新闻的机会,对雇主的职业忠诚可能被质疑;而放弃抢救病人,则又可能背上沉重的良心负担。这显然是一个二难选择,而且,不论他的选择是什么,他都必须快速作出选择,否则,他的迟疑可能导致两个选择陷入窘境之中。在面临这样的实际境遇中,从容的波特模式分析显然不可行。在波特模式的发展中,其分析越来越趋于精细化,尤其是到了罗林斯的分析中,波特模式的应用甚至已经达到了琐碎的程度,这虽然能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行为合理性论证,但似乎也越来越不具实践可操作性。

应该说对波特的质疑确实道出了波特模式在实践应用中需要改进的方面,但是,从波特模式及其后来的发展看,波特的模式的重点乃在于强调道德推理是如何在行为的伦理决定进程中起作用的,其核心问题是行为决定的道德正当性; 虽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据可以用来作伦理决定,但不论哪种情况,除非能清楚地表明某一伦理原则形成了最后的决定,否则就没有那一个关于行为的结论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需要辩证地对待的两个问题是: 第一,波特模式的分析在关于价值的思考中,诉诸伦理原则是为了有助于决定哪些价值更可取,从而为相应的行为决策提供价值合理性的支持; 在这里,应该避免在行为决策中固守某些原则或将某些原则教条化,更不能把关于原则的讨论作为规避责任的口实。第二,波特模式的分析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决策模式,它具有动态性特点,这种动态性主要指波特模式下的行为决策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应激性反应,它不仅包括应激时的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同时也包括了应激前的分析与练习,还包括了事后的反思、总结以及相应的行为规划,这其中的核心是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换句话说,波特模式其实是一种社会伦理方面的练习,这种练习的目的并不完全在于最终让所有的人在面临同一问题时作出相同的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而是试图让人们在这种伦理分析的练习中养成一种价值自觉,这种价值自觉能引导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立足于经过证明( 至少是经过自己思考的) 价值立场,在合理的伦理原则的指导下实施自己的行动方案,并因此避免在道德上陷入窘境时持职业性的不耐烦态度,最终达到帮助人们避免根据个人偏见或未经核实的成见来做决定的目的。

这种练习其实很有必要,因为,在实际的行动中,人们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来作繁的境遇分析、立场选择、原则判断、行为抉择等一系列理论问题; 故此,在日常生活或学校的教学中,多让公众或学生参与这方面的讨论与学习很有益———它有助于提高人们理性工作的质量、加强人们行为选择的合理性。用克利福德•克利斯蒂安话来说就是: “波特图式中的四个部分在于指导媒介人员和学生发展规范的伦理学,而不是留下一个陷入危机的烂摊子。”[9]日本福岛地震中,日本民众的表现说明日本国民丰富的地震演习不但训练了他们处理震中事务的能力,而且培养了良好的国民品质。这其中的启示是: 与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相关的价值立场与伦理原则的确立需要一个恰当地教育与训练机制。一方面,对人们已经达成共识的某些价值与原则,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对特定职业的人员还须加强专业教育。另一方面,可以考虑依据波特模式,进行一些特定价值与原则的应用练习。这种练习既可以加深人们对相应价值与原则的认识,又可以增强人们的实践操作能力。这种价值与原则方面的练习,既是一种实践操作练习,更是一种习惯与品质的养成,它能在社会伦理方面的练习中,把价值与原则固化到人们的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机制中,并进而形成特定的价值自觉。

波特模式的行为决策指导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化或教条式的说教,它在强调作为行为伦理决定的原则之历史与传统根本的同时,更倾向于行为决定的德性理论与实践探讨,在德性论的框架中,伦理学的首要任务是告诉人们如何认识自己的生活目的,并为实现一种“善”的生活的内在而培植自我的品德与美德。一个人的品格是由心理动机、理想、行为方式和习惯等组成的,具有美德的人选择一种义务和行为规范是出于自觉,是通过尊重义务和规范的行为来培养和磨炼自己的德性,最终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高度道德修养的人。相应的,在波特模式的分析中,伦理探究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学会在特定的伦理境遇中作理性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理性的方式行动。在这种分析中,势必也会涉及到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问题,但较之单纯的原则与规范诉求,这种分析无疑更富有伦理意味。这里的启示意义在于: 在实际的道德教育中,学生的优秀品质的培养与实际行为的分析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且,这种品质培养与实践分析应着落于实际生活,即帮助受教育者认识生活的本真面相,学会分析、处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学会在个人的行为决定中思考宏观的文化与道德问题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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