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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画与当代历史画分析

 论文栏目:中国历史论文     更新时间:2018/12/3 10:20:19   

历史画,曾经是西方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一种绘画科目,也是中国现当代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类型。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画,在中国的发展始于油画,19世纪末传入中国以后,伴随着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院校教育体系的建立,历史画的创作也逐步在中国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就。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在战争和变革中展开幕布之前,中国有没有历史画?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古代的历史画当然不是以油画的形式出现,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历史画”定义。中国古代人物画有许多作品表现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无论画中的故事和人是与画家同时代,或是画家的前代古人,这些表现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绘画,仍可以被视为历史画范畴。例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图1),表现了与画家同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李唐的《采薇图》(图2),用“以古喻今”的方法,表现了古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这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历史画作。西方艺术史上“历史画”,与中国古代历史画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画有何不同?首先,从时间上看,在历史画的明确定义出现以前,西方古代艺术中也有许多表现历史故事和人物的“历史画”。例如在庞贝出土的罗马帝国时期的镶嵌画—约1世纪完成的镶嵌画(《亚历山大与大流士三世战斗》)(图3)。这幅画表现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战胜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真实历史故事。镶嵌画描绘了一个明确的历史故事,表现了故事中的主要历史人物。这作品表现的是一个典型事件(马其顿与波斯军队作战)中的一个典型瞬间,一个戏剧化冲突非常强烈的瞬间—双方国王在战场上面对面对阵。通过对典型事件中的一个戏剧性冲突瞬间的表达,这幅古代的历史画塑造和表现了两位历史人物—亚历山大和大流士三世。并且通过典型化和对比、突出强调的手法,表现出亚历山大的勇敢镇定和大流士的惊慌与担心。这幅古罗马时期的镶嵌画,已经具备了一些17世纪成熟起来的西方古典主义历史画的表现特征。当然,这样的“历史画”表现方式,可能也不是古罗马人凭空创造的—其很可能是对更早的一幅古代希腊绘画的模仿。在存世的古埃及浮雕和壁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更早的,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表现。例如创作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纳米尔石板》,即表现了法老王统一上下埃及的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古希腊的绘画我们现在难以得见,但是从一件出土的古希腊墓室壁画《哈迪斯抢劫佩尔西凤》(图4)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相似的,用戏剧性冲突非常强烈的瞬间来表现中心人物的做法。虽然此画的“人物”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人物非常真实。古希腊神话故事后来也成为西方历史画的一个重要题材。中国和外国都有许多表现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古代画作存世,但对历史画明确的定位,是伴随着西方古典主义艺术理论的成熟而产生的。

17世纪,法国艺术史家和艺术理论家乔瓦尼•彼得罗•贝洛里(GiovanniPietroBellori,1615—1696年)研究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艺术,他的理论成为法国古典主义艺术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西方古典主义把理想美作为艺术家应当追求的目标,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和16世纪后期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的意大利学院派艺术,还有17世纪的法国艺术家,尼古拉•普桑(NicolasPoussin,1594—1665年)的作品(图5),成为古典主义者推崇的对象。拉斐尔的艺术,则成为古典主义追求和实现理想美的某种标杆。从此以后,古典主义的价值体系,在西方的美术学院的教育中就产生着指导性作用。伴随着美术学院在欧洲各国的成立,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和后来的法国古典主义艺术,在欧洲的影响力不断拓展,古典主义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也传播到欧洲各国。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雷诺兹爵士(SirJoshuaReynolds,1723—1792年)也是一位古典主义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古典主义艺术理论,按照题材对不同的画科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和排序。1667年,法国皇家艺术学院的院士为各种绘画题材划分了等级:最低等的是静物画,然后高一等的是风景画和动物画,再高一等的是人物画,更高级的是历史画,最高级的是表现罗马天主教会圣迹奥义的圣事题材绘画。可见,除了人类不可企及的神的领域,在所有世俗题材绘画中,历史画的地位是最高的。这样一个完善的古典主义体系框架,虽然后来稍有变动和发展,但历史画的崇高地位没有被动摇过。古典主义艺术理论,在16世纪以后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中成熟起来并沿用了几百年。当然历史画的地位在确立之后,其具体表现方法以及主题和内容的范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和发展。除了表现圣经故事、神话故事和古代历史故事以外,以表现风景为主的“英雄的风景画”或“理想的风景画”在18世纪成为历史画的延伸。不用采用“以古喻今”的寓言画表现手段,而是直接描绘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和当代历史人物的做法,也在18世纪出现在西方历史画的作品中。例如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West,1738—1820年)的历史画《沃尔夫将军之死》(图6)。这样不用比喻,直接描写当代人物的做法,在当时也是前所未见的大胆之举。直至19世纪后期,以印象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艺术开始产生以后,才打破了古典主义的中心地位。伴随着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古典主义的辉煌在西方艺术史一旦失去,就再难重现。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的第一个20年,是中国第一代近现代美术家们出国学习和考察的活跃年代。李铁夫、徐悲鸿、李毅士、林风眠、刘海粟等许多中国早期现代美术家的活动,开启了西方绘画在中国的发展,也开启了中国绘画现代的转变过程。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学校也纷纷成立。中国第一代留学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艺术家们,回国后大都成为美学院校中的第一代美术教育家。他们既带回西方美术学院中传承的古典主义艺术方法和理论,也带回20世纪早期法国和西方各国出现的现代主义艺术潮流。西方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画的概念和创作方法,以及古典主义艺术教育体系,也传入中国的美术院校。例如,徐悲鸿先生(1895—1953年)通过他身体力行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教育,为中国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和学院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他本人对西方古典主义艺术进行学习和改造,虽然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多有批评,但他对现代主义艺术也是了解的,他认为中国首先需要20年的时间来打造坚实的现实主义绘画基础,然后各种流派发展,会有一个的新局面。徐悲鸿是中国现代历史画创作的探索者可先行者之一。他的历史画既采用油画的媒介,也采用中国画的媒介,但他的历史画主题,都是与中国现实紧密相关的中国古代历史故事。例如《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是徐悲鸿先生分别于1930年和1933年完成的两件油画历史画。《田横五百士》表现了《史记》记载的,西汉初年,起义军领袖田横告别五百将士,出发面见刘邦的故事。徐悲鸿在画面的中心位置,画了身着古人衣装的是自己的形象,从而使这件以古喻今的历史画,具有了更明确的表现当代历史和艺术家个人理想的意味。当然,除了主题是中国古代历史故事以外,这件作品在思想内容层面表现精诚团结,信守理想与承诺的主题,寄托着作者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关注和期望。对于历史画来说,“其题材的事件,往往是该民族众所周知的大事,并常常有民族英雄出现;画家在表现上,一般都呈现理想化、典型化的方法。……美术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可以说在历史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徐悲鸿先生运用西方古典主义历史画中常用的理想化和典型化方法来塑造人物和空间,用以古喻今的比喻手法,创作出了这幅相当标准的古典主义历史画。例如画中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和理想化的风景与蓝天的描绘,都符合古典主义历史画追求理想美的目标。这种理想美的表达,不仅是指物质形态上的美,也应该是历史画主题内容所体现出的道德和精神层面上的理想美。徐悲鸿的历史画,不仅是古典主义的,也是中国的。他的历史画主题和人物,已经不是西方历史画惯用的圣经故事、神话故事和西方历史故事,而是中国的历史故事和中国的历史人物。“以古喻今”的表现方法本身,也并非西方历史画的专利。李唐的《采薇图》与《田横五百士》的表现方法,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都是借用古代故事,来表达作者对当代的思想情怀。但不知除了以古喻今的手法之外,在《采薇图》中,李唐是否也像徐悲鸿一样使用了自己的形象来表达其志向。徐悲鸿先生的历史画《愚公移山》(图7)和《九方皋》是用中国画媒介创作的历史画,分别完成于1940年和1931年。主题仍然是中国的古代历史故事,用以古喻今的方法,表达和赞美当代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和精神。徐悲鸿先生的这四件历史画作品,都不是直接表现与他同时代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而是通过表现古代历史故事和人物,来表达他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关注。所以这些作品,仍然可以视作古典主义历史画中的“寓意画”类型。法国古典主义艺术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普桑的作品,也往往运用相同的寓意画方法。普桑的作品大多表现古代历史故事、神话和圣经故事,其中常常包含着复杂的寓意,需要观众进行解读。寓意画的含义,往往会具有现实意义,与画家所处时代的历史现实相关。普桑的历史画和徐悲鸿的历史画一样,都不直接表现同时代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用寓言的方式呈现。《田横五百士》中虽然出现了徐悲鸿自己的形象,但除了面部形象,其衣着和发型仍然是古代的。在徐悲鸿的学生辈那一代中国艺术家中,出现了许多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直接表现当代历史和人物的现代的历史画。这些现实主义的历史画,不再采用寓言画的方式,而是直接抒写和记录那个战乱、痛苦与不断抗争和坚守的年代。这些现实主义历史画,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让人难忘的图像组成部分。蒋兆和先生(1904—1986年)的《流民图》(图8),王悦之先生(1894—1937年)的《亡命日记》(图9)等作品,都是中国现实主义的历史画。这些作品表现了与画家同时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典型化的表现方法,表达出作者对当代历史和当代人的观察、思考和体会,当然也包含着作者本人的真实经历和感受。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古典主义历史画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发展变化。发展到18世纪后期,历史画不仅开始表现同时代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也开始强调历史事件的冲突感、紧张感,以及历史人物的悲剧式的英雄命运。历史画的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激情和情感的张力。传统的古典主义历史画,通常宣扬的基督教道德、古代尚武精神,或者哲学思想和史诗情怀,开始让位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代风起云涌的革命激情,特别是崇高的革命英雄情感。例如法国新古典主义艺术家大卫(Jacques-LouisDavid,1748—1852年)的作品《荷拉斯兄弟的宣誓》、《扈从把儿子们的尸体送还给布鲁图斯》(图10),也是采用“以古喻今”方法的历史寓意画,表现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推崇的大无畏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牺牲精神。与普桑的作品相比,18和19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历史画,具有了更强的情感力量体现,历史画与当代社会现实的关系也显得更加紧密。达维特还创作过直接表现当代历史,特别是革命事件的作品《网球场的宣誓》(1791年),以及一系列表现他心目中曾经的革命英雄拿破仑的作品。在历史画中运用富有激情的想象,对古代或当代历史故事和人物,进行理想化、典型化的描绘和表现,这样的做法后来与19世纪早期在法国形成的浪漫主义艺术也形成了联系。可以说浪漫主义艺术中出现了浪漫主义的历史画。对现当代历史画创作的影响来说,具有浪漫主义特点的历史画,其影响可能更为深远。籍里柯(Jean-LouisAndréThéodoreGéricault,1791—1824年)的作品《梅杜萨之筏》和德拉克洛瓦(EugèneDelacroix,1798—1863年)的作品《自由引导人民》(图11),都是艺术家用充满激情的想象和主动的艺术设计,用图像对当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沉船以及法国七月革命,进行表达和重构。西方历史画的发展,到18和19世纪时,已经不再局限于古典主义追求理想美的传统目标。沉船事件中的冲突、恐惧和死亡,革命与战争所需要的激情、理想和牺牲等等,这些强烈的、极端的,在视觉上“不美”的事件和情感,成为历史画表现的范畴。当然,这样的追求也体现出浪漫主义与崇高之美和悲剧性的紧密关系。对中国现代历史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不仅有法国的古典主义历史画,更重要的是现实主义的历史画,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历史画,其发展和形成有它本身的历史根源。可以简单追溯一下。俄国在18世纪完成向近代国家的转变以后,绘画也开始西欧化。17世纪中期,成立了圣彼得堡艺术学院,后更名为帝国艺术学院,开始进行美术学院的古典主义教育。历史画在18到19世纪在俄罗斯开始发展并成熟。19世纪早期出现了模仿法国新古典主义并且具有浪漫主义特点的著名历史画《庞贝末日》(1830—1833年),以及更具有现实主义特点,关注当代社会的风俗画式的历史画,例如《少校未婚》(1848年)等作品。19世纪后期开始活动的俄罗斯巡回画派,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巡回画派半个世纪的艺术活动,把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历史画和风俗画的发展推向了成熟。列宾(IlyaRepin,1844—1930年)、苏里柯夫(VasilySurikov,1848—1916年)是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两位历史画大师。列宾的历史画,表现俄罗斯的重大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也表现当代社会现实。例如《伏尔加纤夫》(1870—1873年)、《伊凡雷帝杀子》(1885年)和《扎波罗什人给土耳其苏丹回信》(1878—1891年)(图12)。总体来说,列宾的历史画更关注历史事件和人物在物理上和情感上的真实性表达,不强调浪漫主义历史画的激情和想象,所以他的作品是比较典型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画。相比于列宾的作品,苏里柯夫的历史画,似乎蕴含着更多情感冲突的成分。他的作品除了像列宾的历史画一样研究和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历史画创作中追求实现真实性以外,常常也能传达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体现出的某种强烈感情。这样情感表现往往是比乐观的英雄主义气概更为复杂的悲剧式情怀—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中的历史人物,为理想和信念而牺牲的人,内心的丰富性和复杂的悲剧气氛。《近卫军行刑的早晨》(1881年)、《缅希柯夫在别留佐夫村》(1883年)(图13)、《女贵族莫洛卓娃》(1887年)这一系列历史画作品,由于其认真的研究和想象所实现的真实感,以及对人物精神和情感世界的表达,使苏里科夫的历史画既有真实感,也有着强大的情感力量。他的现实主义历史画,蕴含着更丰富的浪漫主义的情感因素。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巡回画派的作品,虽然在主题和内容的选择上是现实主义的,但在画法上,对光线和色彩的运用与表达,逐渐开始吸收法国浪漫主义艺术和印象主义的处理方法。对风景或人物的描绘,也往往也蕴含着强调的情感或情绪因素。这些综合特点,使巡回画派的现实主义艺术,有时也具有了浪漫主义甚至印象主义绘画的一些特点。特别是对历史事件或俄罗斯和风景,其所做的想象和抒情性表现,也是巡回画派的特点。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画,一方面始于现代的美术学院建立以来,对西方古典主义历史画的学习;另一方面也源于对当代社会的现实主义关注态度。在中国,与西画的历史画发展同时进行的,是中国画历史画的创作。徐悲鸿、蒋兆和等艺术家,用中国画媒介创作的历史画,是在进行历史画的中国化探索,也在进行古典主义历史画当代化的探索。他们把西方古典主义常用的西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西方人物,转变为中国的历史故事、当代时事、中国的历史人物或当代人物。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西方艺术的学习和借鉴,从法国的古典主义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转变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历史画在苏联的形成,其基础之一就是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历史画传统。其最接近的前辈,是俄罗斯巡回画派的现实主义作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历史画,在苏联形成以后,除了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有时候还带有巡回画派时期,俄罗斯的历史画已经具有的某种浪漫主义特点。对于革命历史故事或历史人物的表达,甚至对当代历史的表达,往往既需要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描绘,也需要充满感情的想象或抒情。这样的历史画,其实是带有一定浪漫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历史画。作为资产阶级艺术的一种典型代表,印象主义在苏联曾经受到了批判。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的创作中,对光线和色彩的处理,往往可能要有意识地回避印象主义的方法。古典主义绘画和巡回画派的现实主义绘画,成为更可靠的参照。当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称和定义,体现不出任何浪漫主义的因素。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历史画的创作目标—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表现,塑造英雄人物,对历史意义进行传达和宣扬,这些目标的实现,事实上都需要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的参与,以及情感甚至激情的推动。历史画应该体现出的英雄式情感,往往也需要本人不是英雄的艺术家,充满激情的想象和表现。为了创作出一幅优秀的历史画作品,艺术家往往需要长期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体验生活,一方面是为了积累和认识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所具有的物理上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培养和催生对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强烈的真切感受。没有想象和情感做支撑的历史画创作,往往难以最终形成一幅打动人心的历史图像。那么历史画的任务,是否就是要“构建一幅历史的图像”?如果设定这样的目标进行历史画创作,似乎顺理成章。但是在构建一幅历史图像的同时,历史画更需要主动地用图像来重构历史。《开国大典》(1953年)(图14)、《狼牙山五壮士》(1959年)、《毛主席去安源》(1967年)、《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1972年)(图15)、《占领总统府》(1977年)等中国现代历史画,都成功地构建出了一幅幅历史的图像,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单人或群像)。这些历史画不仅传达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也传达出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寄予的精神、思想和感情。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历史画,往往体现出民族的自豪感,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英雄的自我牺牲精神,对革命与理想的信念,以及领袖和人民之间真挚的情感。这些精神和情感表达上的成功,不仅是因为作者成功地构建出了一幅幅历史的图像,也是因为作者事实上是在用图像的方式,有意无意地重构历史。历史画用创造图像的方式,在艺术产生的过程中,重新理解和认识历史;历史画用图像的方式,表达出艺术家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国家或民族作为一个集体,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历史观。历史画的创作和生成过程,不仅是在建构一个历史图像,更需要主动地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甚至对创作者的整体的历史观,进行反思、重构和表达。图像,在历史画中成为言说历史的符号。作为图像的历史画,传达的不是文字和声音的叙述,所以也不应仅仅是历史文字书写的图解。作为图像的历史画,是对历史的图像化认识,图像化的理解和感受。历史画,往往由于尺寸较大、人物较多、构图复杂,而成为众多图像的集合。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画本身,最终也必须成为一个统一的图像。历史画以视觉的方式,陈述着创作者对历史的认识、记忆和感情,也陈述着历史中的集体与个人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历史画会作为图像进入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也成为后人记忆和认识历史的一个途径。要构建一幅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历史图像,需要许多因素。实现这一点,往往也需要创作者付出巨大的努力。首先,具有真实性的历史画,要有考古学上物理的真实性—人物的形象、衣着,画中的器具、建筑和环境,要有事实依据,交代得要清楚准确。在实现物理性的真实准确的基础之上,历史画还要真实地传达出某种情绪和精神。历史画表达的情绪和精神,同样要具有历史的真实感,才能够鼓舞人和打动人。

作者:刘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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