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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研究

 论文栏目:政治经济论文     更新时间:2021/2/23 15:55:04   

2020年《求是》杂志第16期发表了习近平同志于2015年11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以下简称《新境界》)。《新境界》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论,以及新形势下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问题,是一份最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

一、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学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率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分别于2013年12月3日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进行了第11次集体学习,于2015年1月23日以“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进行了第20次集体学习,于2015年11月23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进行了第28次集体学习。从三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来看,这种学习的过程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奠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时,创作和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思想革命历程。习近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中央领导核心,以如此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方向,必将为我们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巨大贡献。关于指导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济学,习近平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1]针对当前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经济学流行泛滥的情况,针对我们国内理论界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各种议论,习近平同志说:“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习近平同志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来概括目前经济学界的思想理论动态,一方面表明习近平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定信仰,坚定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济学最根本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的严肃的科学态度。针对有人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同志说:“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1]习近平同志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事实,分析得出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不可避免、资本主义长期繁荣不可持续的科学结论。针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习近平同志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态度。他强调:“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同时,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1]习近平同志这里主要讲了两点: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有宏大的视野,不能盲目拒绝西方经济学,要注意从西方经济学中分离出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关的“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分,对于这样的西方经济学成分加以借鉴;第二,分析借鉴西方经济学,必须要坚持批判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更不能喧宾夺主,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1]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这段话说明,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经济学教育领域里的严重的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性错误是十分清楚的,也是有明确的批评态度的,希望我们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总书记的经济学教育思想,纠正中国经济学教育领域里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边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性错误。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

在讲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强调:“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当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课题,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在这里,总书记既为我们确定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又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定了理论目标,同时也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首先,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历史科学,它所研究的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它的概念范畴不过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8。马克思与一切唯心主义者相反,他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22按照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资本论》中的商品、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等范畴,不外是17~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演变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写照。以此观点来看,习近平同志在上面的论述中所强调的,“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就是要对我们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的跨越式发展的经验进一步总结和升华,以一系列概念范畴的形式予以表述。因此,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和难点。按照上述方法论原则,我们思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如下重大问题必须要有理论突破:“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1],这就是我们总结和升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成果的实践基础。换言之,我们究竟应该用一套什么样的理论范畴、以什么方式解释新中国的建立以及随之而发生的7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这就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必须要突破的理论难题。事实上,要讲清楚新中国7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历史性变化,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到新中国建立这一段历史,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28年斗争史。这里涉及两种截然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人坚持唯心史观搞历史虚无主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的28年奋斗史歪曲为唯意志论的历史超越论。他们用所谓的“娜拉出走后”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我们的认识是,毛泽东同志从列宁、斯大林那里继承了革命的辩证法,用新民主主义论的伟大成果,领导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28年的伟大斗争,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其次,新中国建国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政权巩固以后,从1953年到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飞跃过程。有人否定这一历史性的过渡,认为这个过渡搞早了、搞急了。我们认为,这一过渡虽然从一个更加稳妥的角度可以提出各种改进,但是就一个历史性变革来说功不可没。没有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过渡成果,就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再次,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总结1956年到1978年这一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建设成果?有人把它说成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建设成就,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事实胜于雄辩,经过近年来人们通过实践对历史进行反思,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正确评价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期。问题是用什么理论才能解释清楚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发展时期。最后,也是更困难的一个问题:如何说明改革开放之前30年和改革开放之后30年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历史时期所走过的道路,初看起来似乎是完全对立的。然而,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无论是改革开放前30年,还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经济建设,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是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下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建设的。我认为上述诸多方面的成就都要归因于,我们从根本制度上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这个基本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构建归根到底在于,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言讲好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故事。[4]当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在新冠疫情的推波助澜下,更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爆发,它必将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原有的旧格局,对于这种新格局的新的理论反映,必将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新发展。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又做出了新的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5]这就是说,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级阶段,同时又是中国社会主义超越初级阶段的新阶段的起步阶段。因此,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要讲好当代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故事,另一方面又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走向成功,从而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故事。在这种问题引导下,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会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北京:求是,2020(16):4-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丁堡骏.论《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本质[J].长春:当代经济研究,2018(6):3-14+95.

[4]孙立冰.论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质疑洪永淼西方经济学中国化观点[J].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6):91-103.

[5]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EB/OL].(2021-01-11)[2021-01-14].

作者:丁堡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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