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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意蕴

 论文栏目:政治哲学论文     更新时间:2018/8/7 10:46:03   

一休谟是自由主义者吗?

在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对于休谟究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一直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休谟的政治哲学应隶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约翰·B.斯图尔特认为,休谟主张限制政府权力和实施法治,其政治哲学中的诸多结论符合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阿米·斯特基斯认为,洛克、休谟、亚当·斯密、约翰·密尔、曼德维尔、贡斯当、托克维尔、哈耶克、诺齐克和弗里德曼等人都应被列入古典自由主义行列[4](P61)。诺尔曼·巴利认为,虽然休谟批判和解构了近代契约论政治哲学的理性主义基础,但却从情感与经验的角度巧妙地解释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政治思想史中,休谟的学说在建立一种基于彻底反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自由价值的理性系统上,也许是一种最精妙和最有说服力的尝试”[5](P25)。与此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休谟明确批判和解构了近代契约论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而这正意味着对自由主义的否定。学者弗雷德里克·G.沃兰认为,虽然休谟的政治哲学中保留了某些自由主义的结论,但他对理性的反思使得他只能被视为一位保守主义者,因为理性是一切政治社会及其制度框架得以建构的基础[6](P363)。唐纳德·W.利文斯顿认为,休谟是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创者[7](Pxi)。杰瑞·Z.马进一步认为,休谟政治哲学中保留了许多明显的保守主义内容,因而属于保守主义者[8](P185)。

如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休谟对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基础的批判,是对自由主义的否定,休谟也因此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对立者,这一点却值得商榷。首先,休谟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对理性原则的否定,他只是认为,政治社会及其制度框架的建立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可靠的经验基础之上,而“理性主义”原则因为其先验性质而不具有确定性和可靠性,也就无法为政治哲学提供根本性的原则或为政治社会的建构提供确定性的基础。休谟通过经验考察,认为人性和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的实际状况,使人类政治社会的建构成为必要的和必须的。其次,休谟并没有否定理性主义在道德实践中的意义。在《人性论》(ATreatiseofHumanNature)中,休谟重新解释了“理性”(understanding或reason)*和“情感”(passions)在人性结构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在人性结构中情感为主,理性为辅,在道德实践中情感发挥主要作用,理性则服务于情感。在休谟看来,理性在两种方式下影响我们的行为:“一个方式是:它把成为某种情感的确当的对象的某种东西的存在告诉我们,因而刺激其那种情感来;另一个方式是:它发现出因果的联系,因而给我们提供了发挥某种情感的手段。”[9](P499)也就是说,理性在道德判断中可以为情感确认正确的对象,提供正当的方向;理性可以辅助情感,充当情感的工具。再次,将是否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基础作为衡量自由主义的根本准则,其理由并不充分。不同的理论基础并不能作为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区别标准。不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他们在诸多政治哲学结论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与一致性,但他们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却并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迈克尔·H.莱斯诺夫认为,哈耶克和波普都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们在政治哲学上却有着不同的知识出发点或知识论基础[10](P229)。诺尔曼·巴利也指出,像休谟、边沁、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诺齐克等有着相似结论的哲学家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前提都存在着巨大差异[5](P3-4)。但这些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论基础并没有否认他们在政治哲学史上的自由主义身份。所以,休谟虽然否定了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基础,但是,他坚持了自由主义的诸多核心原则及其结论,我们可以将他的政治哲学看作试图为自由主义寻求一种反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经验基础的尝试。因而,以否定理性主义基础为由,进而认定休谟反对和否定自由主义,显然独断且有失公允。

事实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标志,是在休谟之后才出现的,可以说,在休谟所处的18世纪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这样一种较为完备的政治理论形态出现”[3](P292)。它直到1842年才被提出:“今天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者也都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发现某些值得推崇的特征。颇为有趣的是,不同的人从同样的思想家中会发现全然不同的价值观。譬如,自由主义者从斯密那里发现对市场经济原则的推崇,社群主义则从斯密关于道德情操的讨论中看到对普遍主义道德观的批评;自由主义者从休谟的学说中发现怀疑主义的价值,保守主义者看到休谟对传统与历史的尊重,社群主义则注意到休谟对社群的关注。功利主义者从斯密与休谟理论中找到功利主义的成分,功利主义的批评者则看到他们的功利主义与边沁功利主义的区别。”[11](P76-77)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意识形态,都是在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之后才逐渐分化和形成的。因而,以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来对休谟政治哲学进行定位不仅十分困难,而且也不合实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都反对给这一群体乱贴“标签”。那么,对于“休谟是否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就难有定论,即使有不少学者肯定了休谟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性质。既然我们无法对这一问题形成定论,但在广义“自由主义”的概念框架下,我们如何理解休谟的政治哲学?换言之,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审视,休谟政治哲学中包含了哪些“洛克式”的结论?

二基于规则与法治的自由

休谟是如何理解“自由”的呢?在近代,不论是权利论自由主义还是功利论自由主义,都认可“个人自由”在政治社会中的核心意义,休谟同样接受这一结论,但对于支撑它的知识基础——理性主义却持否定态度。

1.对理性主义自由观的反思

休谟认为,理性的性质及其功能决定了它在人类道德实践领域或政治社会中不可能为自由、权利等价值提供确定性的基础。自由与权利观念的知识基础并非理性,其理论根源也不是如契约论者所说的“自然权利”(naturalright),而是社会需要的利益后果,构成“自由”和“权利”等价值判断基础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是人对自身利益的感受。“在休谟看来,自由主义是显示其效用,即证明其自身对作出选择的个人和更大范围的社会的‘有用性’的个人自由体系,对于无数的个人、社会群体和文明的进步而言,这种体系比任何种类的社会协作体系都更有效用。”[1](P228)“自由”并非任何先天法则所能够提供并证明给我们,它并非人的先天权利,更不可能存在于如霍布斯和洛克所谓的“自然状态”(naturalstate)中,“自由”是人类出于需要而建构起政治社会后所产生的价值观念,没有政治社会的建立,就不可能有“自由”。

在近代英国的政治传统中,自由总是与权利相伴的概念,而自由也是通过权利来界定的。霍布斯和洛克都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界定“自由”:“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与霍布斯和洛克从“权利”来界定“自由”不同的是,休谟几乎不使用“权利”和“自然权利”的概念,即使他谈到过权利,也不过是随便说说,并且是与财产相联系。“当他论及权利概念时,这一概念往往和财产、契约,或者权威——统治的权利——有关。”[1](P199-200)在休谟这里,权利不再是一种属于个人的“自然权利”,而是一种关于权利的正义和法律规则体系。如哈孔森所言:“虽然休谟在其道德和政治哲学中拒绝一般的权利理论,但这并没有导致他全盘拒绝政治学的法律主义路径,他用执行正义规则等法学术语来表述其理想的政府治理行为体系,这些规则包括自然法系统中私法领域的核心部分,即保护自然的或获得的权利,尤其是如财产、继承、契约、究举不法等仅属于个人的权利。”[12](P201)而这一正义和法律规则体系是以“财产权”(propertyright)为核心的。在休谟那里,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和法律规则体系的建构,既确定了人们对其财产的占有权,也确定了政治社会的成员们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正义和法律的规则确定了财产权,而不是财产权推导出正义和法律的规则及其政治社会,在正义和法律规则之上,人们才有财产权。“权利”概念在他看来,不存在于任何前政治社会中,它是政治社会建立后的价值产物。总之,没有正义和法律的规则及其政治社会,也就没有所谓的“自由”。休谟对“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学说的批判和否定,究其根源在于他不能接受这一学说中的形而上学色彩和理性主义立场。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使他不仅断然拒绝一切先验的形而上学理论,而且也对任何形式的理性主义立场以及以理性主义论证和建构起来的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持否定态度。

2.休谟的自由观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休谟的自由观念了。从正义和法律的规则确立“权利”来看,政治社会中所谓的“自由”等价值原则和观念都是以正义和法律的规则为基础,由正义和法律的规则确立其意义生成。只有建立了正义规则及其法律,划定了人与人各自的利益界限和关系,才有一系列制度化的社会交往和行为规则体系,在此基础上也才会有所谓的“自由”。休谟认为,“在最佳的政治体制中,每个人都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13](P18),这有助于防止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并能防止管理机构发生无法无天的情况”[13](P17)。在休谟看来,首先,法律约束下的自由具有确定性,能防止人们侵犯他人的自由。其次,只有在规则和法治的约束下,人们的自由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基于此,休谟明确反对缺乏规则与法治保障的“德治”理论,并提醒单纯依靠统治者的“善心”与“品德”,那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将“别无更多稳定性可言”[13](P27)。可见,休谟对“自由”的理解是:基于规则与法治的自由。事实上,休谟自己也承认,“自由”一词有三种使用含义:第一种意味着没有外在的约束和限制;第二种是指某种特定的政府形式;第三种则是指“与规则和法治相联系的自由”。对“自由”的第一种理解,休谟仅仅是在有限范围内承认,诸如思想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等纯粹私人领域;对于第二种理解,休谟则并不赞同,即使“自由”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政府形式,那也是指政府在其规则和法治范围内履行职责。很显然,休谟所理解的“自由”,就是指基于规则和法治的自由,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意志”(freewill)或“自愿”(voluntary)。按照以赛亚·伯林在《自由四论》(Liberty:IncorporatingFourEssaysonLiberty)中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类,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免于干涉和强制”的“消极自由”(negativefreedom)[14](P168),这一自由观念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自由,也扩展到了经济领域并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这既是休谟自由观的独特所在,也是他在政治理论上的积极贡献。

总之,休谟的自由观,就其结论而言肯定了“个人自由”在政治社会中的核心意义这一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契约论政治哲学和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在自由主义结论上具有某种相似性和一致性,不同的是,休谟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和解释框架既不是契约论政治哲学家所谓的“权利”,也不是后来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家所说的“功利”(utility)。他把自由视为正义规则与法治的价值产物,从而避免了自由主义在理论和现实中走向激进主义从而演变为一种激进自由主义。

三有限政府与法治国家

虽然,休谟对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持批判态度,但他并没有否定近代自由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某些结论,而是保留和认可了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结论。这一结论最为明显的表现在国家学说上。

1.对理性主义国家观的批判

休谟认为,近代国家观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都将国家权威及其行为的正当基础建立在“理性”之上。“自由主义是作为一种传统和迷信的对立面而形成的。所有的既定政治机构和规则都必须接受理性的衡量,以判定它们是否有利于人类的利益或自由。在自由主义内部,这样一种观念逐渐被模式化: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设置或规则能够仅仅因为来自传统而被当然地承认。惟一足当保护的是经过理性检视的制度、规则。”[15](P3)的确,不论是霍布斯、洛克等契约论政治哲学家,还是边沁、密尔等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家,他们都承认和主张国家权威与行为的正当基础是人的理性。对此,休谟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从休谟政治哲学的思考理路,我们已经知道,政治社会及其正义规则是为了弥补人性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的不足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和人为设计,而国家和政府则是人们在经验和习惯的指引下逐渐意识到其保障正义规则的“有用性”而建立的,它并不是人类理性建构和设计的产物。国家和政府权威的合理性不在于它合乎人的理性,而在于它对正义规则的维护从而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公共权力执行者也并不具有高于他人的理性,他们只是将维护和执行正义规则和自己的直接利益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能够从中获利而已。虽然,休谟否定了近代自由主义国家观的理性基础,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对理性功能的否定。他要强调的是,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先天理性及其原则,理性的功能和范围是有限的,理性只能是经验和实践中的理性,在经验理性之上建立某种关于国家和政府的政治科学是可能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国家和政府能够实现充分的理性。如果将抽象理性运用于人类政治社会及其实践,那么,很可能会导致政治狂热主义[16](P45)。这一洞察对后来欧克肖特对理性的两种知识区分和哈耶克对“演进式”(evolutionary)和“建构式”(constructive)理性主义的区分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启发。总之,休谟的经验论立场以及对理性性质及其功能的理解与解释,使他不可能接受近代自由主义国家学说的理性主义基础。

2.休谟的“有限国家”观

要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休谟的国家观,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霍布斯和洛克的国家学说,从而从这一对比中更加清晰地呈现休谟国家观的特点。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拥有自然权利和自由,由于人性的自利,人们为了满足自然欲望和达到自利目的而不断争斗,彼此伤害,所以,自然状态是一种极度混乱的状态,为了自我保存,人们必须进入政治社会建立政府和国家。在霍布斯这里,政治社会和国家是人造之物,是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为了自我保存而约定建构的产物,也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和利益的工具。个人自由和权利是第一位的,政治社会与国家是第二位的。洛克同样以自然状态作为逻辑起点和基础,通过契约式的理性程序论证了政治社会和国家建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洛克认为,政治社会和国家,正是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下的不便,人们通过契约方式建立起来的,其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国家的建立是以个人为目的的,是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工具,个人是第一位的,国家是第二位的。但是,在国家的权力界限问题上,他们却存在很大差异。霍布斯对自己所建构的国家赋予了无限的权力,人们在缔结契约时,将各自的全部权利都转让给“第三者”并承诺服从“第三者”的统治和管理,同时,已经转让出的权利无法收回,那么,这个“第三者”即主权者就拥有无限的权力,所以,霍布斯建构起来的是一种集权专制性质的国家。而在洛克的论证中,他对人性的估计比较乐观,人们在订立契约时,并没有将全部权利转让出去,而是保留了很多重要权利。因而,他建构起来的国家,权力是有限的,其权力限度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以及稳定的社会秩序,过此则是一种僭越行为。可以看出,霍布斯和洛克的国家学说,其相同的结论是:首先,国家的建立是必要的,是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目的的;其次,国家是一种相对立于个人的权威力量,不论它的权威有多大,但都是一种约束个人的强制力量。其不同之处在于:两者建构的国家,其权力界限有程度之别,前者是无限政府和权威,后者则是有限政府和权威。

对于休谟,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层面来看,他承认个人是政治社会建构的基石,但是他不同意霍布斯、洛克意义上的原子式、自足的和机械的个人。他认为,就本性而言,所有时空中的个人都是相同的,其动机和行为之间的那种恒常会合如同自然界任何其他部分的因果联系那样规则而一律。因此,这种抽象却同一的个人不可避免地将构成社会的基石。但不同的是,休谟理解的个人始终是社会中的个人,个人尤其具有社会依赖性,只有依赖于社会,才能弥补自身的不足。“人类是宇宙间对社会结合有着最强烈的渴望的生物,我们的每一个愿望总不能不着眼于社会。完全的孤独或许是我们所能遭受的最大的惩罚。”[9](P394)因此,人们为了弥补人性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不足而建立起正义的规则,为了保证正义的规则被遵守和执行,政府与国家也被建立起来了。因为正义规则虽然对人类有用,但仅凭人性自身并不足以保证所有成员都能够自觉遵守和执行,因而,国家和政府的产生也是必要的和必须的。休谟写道:“一个好的政府对实现人们的一般利益和幸福是必要的,它虽非充分,但不可或缺。”[9](P281)同时,休谟也强调我们不能仅仅将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权力或权威视为一种对个人自由的强制性约束,从而常常贬抑权力或权威,应该看到其另一面:权力或权威也是自由得以实现的前提。“政府权力不是自由的敌人,而恰是达致自由的基本途径。”[17](P253)只有通过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或权威才能维护正义的规则,进而最终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不是由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直接推导和论证出来的,国家建立在正义的规则基础之上。以维护和执行正义规则为职责的国家是人类追寻自身利益和满足实际需要的自然结果。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论证中,我们必须意识到休谟与霍布斯、洛克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休谟的“国家”并没有和“个人”形成直接关系,国家并不是以“个人”为直接目的,也不是从“个人”出发直接建构起来的。国家的职责和目的也不是直接以“个人”为对象的,而是以正义规则为对象的。在此意义上,国家和政府作为一种权威或强制性的力量,其首要职责和目的在于保障和维护正义的规则。事实上,在休谟这里,“社会”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社会”就是保障和维护正义规则的公共领域。而国家和政府则是建立在这一“社会”基础之上的,其目的在于保障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个人而言,国家只是在“社会”或正义的规则基础上改变人性的活动方向,约束人的行为而不至于违反和破坏正义规则和社会秩序;同时,引导政治社会的成员们意识到“社会”的重要性,关注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在国家和政府权威的界限层面上,既然国家和政府是因维护正义规则的需要而产生,那么,其界限便仅在于保障和维护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逾此界限便是非法的。一方面,它既不能随意限制个人自由和干预市场活动,又不能对政治社会无所作为,而必须承担保障性和公共服务性职能;另一方面,它既不能是一种“威权国家”,又不能是一种“守夜人”式的国家,而只能是一种基于规则和法治的“有限政府”和“法治国家”。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休谟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结论:第一,国家的目的和职责在于通过维护正义规则进而保障人们的自由和权利。第二,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界限在于保障和维护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逾越这一界限的任何行为都是非法的,政府应该是一种“有限”政府,国家也应当是一种“法治国家”。

四结语

从近代政治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不容否认的是,在“权利论”自由主义向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功利论”自由主义的转向中,休谟作为一个关键的过渡性角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休谟既不接受“权利论”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也不属于任何形式的“功利论”自由主义者,但他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肯定、对“有限政府”和“法治国家”的主张以及对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的认可等,都可以视为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尊重与维护,这当然是基于休谟政治哲学自身的独特性。如果说,“权利论”代表了一种理性主义的自由传统,那么,相比较而言,休谟则明显地代表了后来在哈耶克那里所划分开来的、所谓的演进主义的自由传统。而这一传统进路,则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哲学思考路径和理论形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休谟的政治哲学思考为后来19世纪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然而,休谟与“功利论”自由主义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着内在的理论关联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汶红涛 单位: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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