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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中政治不信任的原因

 论文栏目:社会政治论文     更新时间:2018/1/8 8:27:43   

摘要: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政治不信任现象,这对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分不利的。从政治文化视角观察,出现政治不信任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基于人性善假设的制度设计理念、多元与混乱的价值观念体系、缺失了的耻感文化等。对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不信任现象,应当注意三点:一是要勇于直面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不信任现象,二是准确判断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不信任现象的性质,三是要认识到政治不信任也有其正面的功能。

关键词:中国社会转型;政治不信任;原因;政治文化

在当下的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进入了关键时刻。之所以说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刻,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阶段和水平,这个阶段和水平已经到了足以推动社会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转型的程度,而且社会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也必须实现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转型,否则,就有可能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正悄然发生着改变、进行着重构。伴随着这些变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政治信任日益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或者说,政治不信任呈现出不断蔓延的态势。政治不信任现象的存在,对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分不利的。阿兰•佩雷菲特在谈到政治信任的功能时就明确指出,它“首先是一种个人和社会的解放,是对业已实现的平衡之惰性、权威的重压或风俗的黏胶式藩篱的挣脱。是踏上建设之路,而非叛乱、摧毁之路,建设一个物质需求能够不断得到满足、自然愿望能够不断发展的世界”。[1](p551)换言之,政治信任是减少制度运行成本的一种社会精神。S•鲍克也曾指出:“信任是需要保护的社会利益,就像我们需要保护我们呼吸的空气或喝的水一样。当它被破坏时,整体的连续性就会受损害;当它被摧毁时,社会就会不稳定和崩溃。”[2](p28)因此,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是建立在政治信任的基础之上。弄清楚当前中国出现政治不信任的原因就成为一项急迫的任务。本文着重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对之进行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基于人性善假设的制度设计理念

从人性论的角度看,我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理念是建立在人性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基于人性善假设的制度设计理念,其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关于政府和官员的假设,亦即政府是好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官员是好官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也就是说,政府和官员都是崇高的,他们也因为崇高而正确。同时,这一制度设计理念因为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讳莫如深,也就没有一套有效解释恶的产生的文化、抑制恶的影响的机制。毫无疑问,这一制度设计理念的出发点是好的,在我国具体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也产生了一定的政治效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公仆式的干部和楷模。然而,从人性善的假设出发,却在实际上把政府和官员放在了“崇高”和“正确”的位置上。这虽然在较短的时期内,可以为政府和官员赢得暂时的声誉和信任,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非但不能为政府和官员赢得政治信任,反倒把政府和官员放在了一个不利的位置之上,它(他)们更容易遭受公众的质疑。法国学者德尼•里歇指出:政治权力免于受到惩罚的情况,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不管是政治领导者还是政治机构,都会对它们的信誉构成损失。“如果政治体制过分得保护了它的领导人,它就只能使自己更加趋向于脆弱。”[3](p54)因为“政府和官员是崇高和正确的”理论假设,就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政府和官员必须始终保持道德品质上的高尚和政治行为上的正确。而且,由于广大民众也一直被灌输着“政府和官员是崇高和正确的”的认识,因此也对政府和官员赋予了极高的政治预期。一旦政府或官员出现了道德品质或政治上的错误,便不可避免地和理论假设发生了难以避免的矛盾和冲突,即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一矛盾和冲突又会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政府和官员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政府和官员那种崇高与正确的形象就会因此而坍塌。同时,由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民众那种较高的政治预期无法得到实现,而且也会产生严重的失望情绪和政治挫折感。从政治信任的实现机制来看,民众的失望情绪和政治挫折感是没有办法产生出政治信任的果实的。与此同时,这一制度设计理念要求政府和官员始终保持道德品质上的高尚和政治行为上的正确,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和官员构成一种强大的制度性压力。政府和官员为了保持与这一理念的一致性,在不少情况下,就不得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剪裁现实。这种情形,可以看作是“制度性倒逼”。然而,这种“制度性倒逼”,逼出来的却是假德性、假道行。这样的做法,非但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反倒只能让他们失望。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研究”课题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民众对于“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这一说法的认知和评价就说明了这一点。调查结果显示,有60.9%的受访者表示这一说法与现实不符,其中,有22.44%的受访者更表示这一说法与现实严重不符。[4]又如,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在当今的官场十分盛行。虽然不能说政府和官员对那些不着边际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有什么偏爱,但是,在实际上,“假大空套”现象的流行是由于制度性的压力造成的,甚至它是被制度所鼓励的。虽然“假大空套”可能会收到一时之功,但是从整体上和长远来看,其对于政治信任的作用都是负面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可以看到,之所以“官出数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数字出官”,就是因为当前我们的评价体系对那些带有水分的数字的盲目崇拜。这种情况,同样可以看作是制度对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弄虚作假的失信行为的一种变相鼓励。既然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失信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这就等于说,政府和官员失信行为的成本不高,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带来巨大的政治收益,所以,在官场上存在着“造假竞赛”和“失信攀比”的现象。既然政府和官员的失信行为是被预期的,那么,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了“自保”,它(他)们基本上也就不愿意讲真话了,而且不敢讲真话更是成为了官场的一种常态。譬如,在一些场合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一些所谓“批评”往往都是假批评,就是这种现象最好的注脚。总之,对“善”的过分自信与对“恶”的讳莫如深,这在实际上仍然没有跳出善恶二元论的思维模式,走极端、不妥协、不宽容是其特征。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当恶的、不道德的行为经常会比善的、道德的行为带来更大的政治经济收益时,人们便会由那种基于人性善的理念基础上的过分自信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极端的猜疑和不信任。在当下的中国,政府怀柔能力的下降,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不得不使用刚性手段,就和这种制度设计理念所产生的政治不信任有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政府怀柔能力的下降,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往往只能依靠政策的不断调整以期赢得民心。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政策已不再能称其为政策,充其量只能是就事论事、疲于应付、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对策”。这种政府运行模式并不能为政府加分,反而只能失去公信力和权威性。[5]

二、多元与混乱的价值观念体系

任何一场社会转型与变迁,必然伴随着价值体系的转型与变迁。因为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它必然需要相应的价值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指导。这是从总体上和最终结果上来看的。但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却往往会伴随着价值体系的混乱。因为社会转型,必然会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同时又会生发出各种新型的价值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人们常常会因为传统的价值被打破,失去了约束力,而大有江河日下的感慨;另一方面,在各种新型的价值观念中间存在着竞争,有时候这种竞争还会表现得非常激烈,而这种思想和观念的竞争和较量,在带来价值多元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价值的混乱。这种状况,常常就是人们所说的“旧的已破,新的未立”的局面。而只有在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和较量之后,各种思想和价值的尘埃落定,才会在社会转型完成之际(或之后)形成价值共识,并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当前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旧的已破,新的未立”的尴尬局面。尽管我国因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在价值建设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调整,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价值焦虑。然而,由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之快,其对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之大,使得任何一种价值都显得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即使是主流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也难以避免。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经济发展对价值体系造成的影响所阐述的那样:“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6](p275)这就是说,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使得传统价值体系的作用日渐式微。可以看到,在当前的中国,价值体系处于变动不居的局面,在存在价值多元的同时又表现出混乱的状态。这主要表现为:(1)传统的价值体系虽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过短暂的复兴,但终究因为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而归于沉寂。(2)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是五味杂陈,处于顺境时,可能会赞成和拥护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观念;而当处于逆境时,则可能会持反对的态度。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实际上是政府的逐利性一直削弱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契约观念难以在社会上形成气候。(3)不同地区的民众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从而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与此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年龄群体等,他们在价值观念领域也是各有不同。(4)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新媒体所具有的去权威化、去价值化、去神圣化、去中心化等特征,[7]在实际上就是对官方主流价值的一种挑战。(5)外来价值观念的传播对官方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构成挑战和冲突,在新媒体条件下,这种挑战和冲突更显突出。这种价值观念的多元与混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价值观念领域的繁荣,在实际上却造成了人们“无所皈依”的状况,造成了人们行为的怪异、无章可循,造成了人们的投机偏好(即哪种价值观念有利于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就选择哪种价值观念,却对于这种价值观念是否符合正义不闻不问)。这种状况实际上加剧了政治不信任的程度。譬如,在当下的中国,“任性”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症,国人已经到了“不任性,毋宁死”的地步。[8]其实,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拥有坚定的价值立场所致,反而是没有了价值皈依,只能靠表面的任性掩饰其内心的虚无。在这里,任性俨然已经成为了政治信任的一种替代品。①又如,在当下价值混乱的情况下,宗教也成为了信任的一种替代品。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研究”课题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对于“宗教信仰的态度”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很好的例证。调查结果显示,有50.52%的受访者表示“理解信仰宗教(包括外来宗教)”,28.12%持“一般”态度,只有21.36%的受访者表示不理解。[4]另据北京零点调查公司于2007年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中国16-75岁的人口中,虽然有1.2亿不信仰特定宗教,但相信神灵、佛祖或鬼的存在;有1.41亿相信财神,有1.45亿相信风水。[9]

三、缺失了的耻感文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启动,国家的工作重心也实现了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邓小平在1979年10月4日召开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10](p194)应当说,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意味着政府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致力于经济发展。不论从什么角度看,这都没有错,因为这是当时中国的客观现实决定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具体的实践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唯经济发展论,考核政府管理绩效的标准变成了唯GDP论。为了发展经济而引入竞争机制,这本来无可厚非,甚至是应当鼓励的,因为只有竞争,才能带来社会的活力和繁荣。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逐渐成为了竞争的原则。于是,竞争变成了恶性竞争,变成了弱肉强食,而公平、公正原则却日渐淡出。于是,逐利不仅成为几乎所有社会成员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是各级政府追求的目标。[11]于是,逐利的政府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公共性,公共权力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官员的私有物,权力和资本的结盟同样不可避免,这都在增强着利益固化的藩篱。于是,逐利的个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侵蚀,到处都飘扬着欲望的旗帜,而在欲望的旗帜下面,任何信用都变得一文不值,任何德性都变得不堪一击,任何勤劳和勇敢都变得毫无用处,而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却成为了勤劳和勇敢的替代物。于是,在利益和欲望的驱使下,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众,羞耻感不可避免地缺席了。羞耻感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的缺席,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耻感文化的缺失。所谓耻感文化,主要是指注重廉耻的文化心态。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规范、约束自己行为的一种心理机制。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指出:“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12](p154)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管仲非常重视耻感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它关系到国家安危与兴亡。他说道,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13](p3-11)孟子认为“耻感”是道德的基础。他指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14](p69)他还说道:“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14](p290)他进一步指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14](p69)宋代的朱熹指出了耻感文化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他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15](p112)总之,耻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并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16]这也是为什么“面子”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原因。S•雷丁等人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表明:“在考虑东方社会和脸面相关的价值观时,重要的一点是,每一个案都表明它是核心要素,通常也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什么边缘的或附带的对行为的影响。”[17]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耻感文化却日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耻感文化的缺失,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信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研究”课题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民众对于“当前中国廉洁程度”的认识并不乐观,其中,31.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中国处于“不太廉洁”的状态,甚至高达27.21%的受访者认为“很不廉洁”,仅3.35%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廉洁”,10.55%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廉洁”。由此可见,大部分民众都认为腐败现象普遍存在。而政治腐败的发生往往会降低人们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曾明确指出:“为政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群众对自己不得担任公职,不一定感觉懊恼,他们甚至乐于不问公务,专管家业;但一听到公务人员正在侵蚀公款,他们就深恶痛绝;他们因此才感觉自己在名利两方面都有所损失了。”[18](p269)然而,对于民众来说,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还要继续,因此,在这种信任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将不再相信制度和规则,并转而成为行贿者,通过贿赂的方式来实现个人利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民众对政治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政治行动。[19](p121)因此,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研究”课题调查中,民众对“请客送礼才能办成事”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有高达58.85%的受访者表示认同此现象,仅有19.09%的受访者持反对态度。这一数据表明,民众倾向于通过行贿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制度化的行为来达到实现个人利益、自我庇护的目的,这实际上是民众对制度、对政府和官员的不信任,或者说,行贿成为了民众政治信任的替代品。[4]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民众投机心态的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信任下降的另一种面相。因为政治信任是参与主体对政治系统的责任期待,是指向未来的,并且与风险紧密相连,因此,在政治信任缺乏的前提下,民众更加倾向于选择投机来作为政治信任的替代品。[4]这从民众对于“投机致富的人的态度”上即可见一斑。调查结果显示:有28.34%的受访者明确表示羡慕。而且民众在经济领域表现了对投机行为的异常青睐。例如,在对“股票交易是投机行为而不是投资行为”这一问题的回答中,43.9%的受访者持认同态度,28.7%的既不肯定也不反对,偏向默认倾向。这一结果表明,大部分民众都倾向于认为“股票交易是投机行为”。特别是近年来的中国股市跌宕起伏,不少股民可谓是血本无归,更使得他们对官方声明、统计数据以及所谓专家的经济预测等,越来越抱有一种怀疑心态,甚至根本不相信,这些最终使得民众对金融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国家政策的稳定性等,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不信任。[4]本来,腐败、行贿、投机等行为为人所不齿,然而,在转型期的中国却成为一种常态,成为公开的潜规则,这分明是不利于政治信任的生成的。

四、结语

当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治不信任现象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并不止于上述的三个方面,它还表现在和社会现实存在落差的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在善恶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方面等,限于篇幅,在此不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它们不重要,相反,在有些时候,它们对于政治不信任的形成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而也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刻的反思。行文至此,有三点需要申明:一是要勇于直面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不信任现象。当前出现了政治不信任现象,这是不能回避、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只有承认了、勇于直面了这一事实,才能致力于化解政治不信任现象,在全社会营造政治信任的和谐氛围,进而才能更好地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条件。任何讳疾忌医的做法都是无益的、于事无补的。或许,这是正确对待政治不信任现象的前提。二是准确判断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不信任现象的性质。对于当前出现的政治不信任现象,与其把它看作是反常的社会政治现象,不如把它看作是社会转型条件下的正常现象。因为我国正处在急遽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和秩序,因而出现政治不信任现象当属于正常的状态。更何况,目前的政治不信任现象更多的是针对具体的、微观的地方政府和官员个体的,还没有延伸到深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层面,因而还没有达到不能化解的严重地步。而且,既然政治不信任是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那么,化解政治不信任现象的任务,自然也就要把它放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时刻保持着忧患意识、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以尽可能地把政治不信任现象化解在萌芽状态,并为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信任创造条件。三是要认识到政治不信任也有其正面的功能。在大多情况下,人们都会承认政治信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正面功能,而政治不信任则具有负面功能。事实上,政治不信任也具有正面的功能。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政府和官员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并不是“天使”,而是隐含着恶的因素。因此,民众对他们持有怀疑的态度是合理且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怀疑,才有可能在制度设计时会有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因为有了这种制约和监督,才有效保证了政府和官员不敢为恶、不能为恶,保证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清正廉洁。在当前的中国,政治不信任也不乏有正面功能。之所以在社会转型的当下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就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治不信任现象有关联。另外,政治不信任现象作为社会症候,发挥着批评和纠正错误的作用,因而,它使人们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并采取措施去改正错误,从而使得社会政治生活良性运行。所以,在遇到政治不信任现象时,不要急于下结论,一棍子打死,而应当给予全面、客观的分析。总而言之,对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培育信任的政治文化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如何消弭政治不信任、培育政治信任,阿兰•佩雷菲特的一句话值得所有的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加以深思。他说:“信任是命令不来的,它源自我们心灵深处。把它视为社会的动力,就是求助于内心,就是断言社会不是机械制造的产物,而是内生增长的结果。”[1](p551)同时,要培育政治信任还必须坚持系统的观点,恰如曾任西德总理的路德维希•艾哈德所指出的那样:“为追求个别目标而寻求解决办法是行不通的,或者是绝无仅有的。”

作者:郝宇青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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