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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哲学传播史的中国化形象

 论文栏目:中国哲学论文     更新时间:2017/12/15 15:19:11   

摘要: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特殊的地位及典型意义,德国古典哲学传入中国之初的科学主义精神到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理性指导以及中国学者言之必谈的理论典型,说明德国古典哲学成为中国人热衷的哲学研究领域有其重要的内在原因和现实诉求。从思想文化发展角度以及历史的纵深视角看,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及研究表明了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哲学之中国化的合理态度以及现实需求,是中国人在自觉、自信的探索多元思想文化融合,催生中国本土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潮流。

关键词:德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化;哲学发展

从7世纪开始的西学东渐,发生在中华民族内部的思想文化“启蒙”就在不断发酵。这种“启蒙”从历史时间的角度审视,主要经历了“五四运动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的“新启蒙”时期。这两个时期具有“启蒙”时期特征不仅是因其充满了为了启蒙而启蒙的现实运动,更重要的是融入并孕育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新课题: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而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活动中,德国古典哲学成为一个热点。德国古典哲学较早的通过展现西方科学主义精神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因此较早的成为了大学讲授的课程之一。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德国古典哲学也成为了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德国古典哲学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其在中国引进发展的历程曲折且代表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典型特点。通过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观察西方哲学在中国演进的启蒙及发展内蕴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具有具体的、现实的意义。

一、“启蒙”意义中的哲学追求

中国哲学引进与发展呈现的“启蒙”意义具有独特立场,从明末清初到建国之前,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思想文化现象徜徉在“救亡”畅想之中与哲学研究本意发生了微妙关系,于是发生了关于中国哲学之追求为何的根本性思考。汤一介曾指出:“从中国百多年来的文化发展史上,‘古今中西’之争也常常表现为把‘启蒙’、‘救亡’与‘学术’分割开来,或者认为由于‘救亡’压倒了‘启蒙’而妨碍了思想的启蒙;或者认为‘启蒙’、‘救亡’影响了‘学术’的自由发展;或者认为‘为学术而学术’对社会进步起着消极作用等等。”[]中国的“启蒙”不容置疑的发生于多样性的文化碰撞之中,它被“救亡”所需要,被“革命”所需要,但“启蒙”内含激烈的思想冲突,也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纠清启蒙真意,毋宁陷入非此即彼争论。启蒙真意实际上恰与中国哲学追求目标一致,从“全盘西化”到中西文化的争论,再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催生的中国本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盛行,启蒙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救亡的目标,特别是在救亡的启蒙日益成为了社会变革的重要思想依据,其产物成为了在救亡运动中茁壮成长的无产阶级的纲领性指导,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逐渐发展为具有自我话语方式与理论旨意的重要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在理论形态中承认西方哲学在观照中国社会现实的重大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背景之下,所谓常规认知的西方哲学也在以中国化的方式走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型当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共同塑造着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形态。尤其是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自我诠释的方式着重关联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内涵,我国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成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典型内容,成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特别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重要理论支撑。启蒙的真意与我们所追求的哲学都能从一个“要点”方式开始寻求,或者说哲学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在我们的现实选择中得到了确实印证,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这种验证的典型代表。在德国古典哲学进入中国的同时,关于哲学的甄别就从未停止,并且在这种甄别的同时不断挖掘文化思想之启蒙意义就成为了哲学追求的现实意义,因此才能在现实条件与主观认知的促动下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地位的确立,以及在哲学意义上探索中国化的认同。

二、传播史中德国古典哲学的特殊历程

20世纪初,中国国人热衷邀请外国学者访华演讲,通过这种方式丰富当时的文化资源,这其中就包括德国近代著名生物学家兼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HansDriesch,867—94)。这位德国学者的思想在当时中国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张君劢曾指出:“吾深望以实验科学而兼哲学之杜里舒氏为我学术界辟一天地也。”德国哲学在很早时期已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转变的重要推动力。特别当康德、黑格尔哲学传入中国之后,德国古典哲学逐渐更深的纳入到了中国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当中。以康德哲学为例,886年康有为著《诸天讲》最早论述康德星云假说,深刻的理解了西方科学自然观、方法论的基础上,将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进化的过程,反对宗教对人们思想造成的障碍是最重要的意图,强调人对于自然的合理认识就是在超越宗教神教禁锢的努力中开启人与自然两者的慎重反思,成为了中国近代思想革新历程中的先锋人物。梁启超也曾指出:“前此学者皆以哲学与道学划然分为二途,不返诸吾人良知之自由,而惟藉推理之力,欲以求所谓庶物原理者,及康德出,乃以为此空衍之法,不足以建立真学术,舍良知自由之外,而欲求魂之有无,神之有无,世界之是否足乎已而无待于外,是皆不可断定,故必以道学为之本,然后哲学有所附丽。此实康氏卓绝千古之识,而其有功于人道者,亦莫此为矩也。”[2]此后,康德哲学在中国的研究为了一种共识性的哲学对象,一些直接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对康德著作和相关研究论文做出了基础性的翻译工作,并在大学中开始讲授康德哲学。如从德国归来的郑昕,933年他曾在北大开课教授康德哲学,946年撰写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康德哲学的专著《康德学述》,并以哲学学术的立场审视了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先验主体等理念。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初期试图寻找能够符合哲学本真的启蒙理性与自由,但理性、自由与救亡图存的激情的此消彼长的传统认识,乃至之后迎合中国社会变革的学术环境背景之下,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只表达了“我们怎样说?”的维度,直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德国古典哲学才逐渐走出了困境,展现了德国古典哲学以中国方式、中国话语开始发展的重要阶段。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研究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建国之后,然而这种转变是艰辛的,表现为以两种不同的路线曲折发展的景象。新中国成立后,大批西方留学研究者归来,翻译国外文本,开辟了德国古典哲学多元化的研究发展路径。例如我国著名教育家和翻译家韦卓民于60年代翻译的加拿大学者华特生编著的《康德哲学著作选读》《康德哲学讲解》和英国学者斯密的著作《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此时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哲学问题本身。虽然这一时期的哲学问题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即批判唯心主义、批判不可知论是哲学康德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哲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重要依据的集中体现。这一时期哲学发展政治化倾向的特征显著,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表现出了“另类理性”与“适度自由”,即适时的认清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发展形势必须在以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有效展开的事实。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却又是必须解决的崭新课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哲学界把解决这个问题的目光投向苏联哲学界的同行,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在那时看来,这不但是最为有效和最为便捷的途径,而且还认为,苏联哲学界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是最为正统的,而他们所撰写的有关西方哲学的作品,显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西方哲学的体现。”[3]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国古典哲学作为当时被认定的唯心主义理论成为了批判的主要对象。以批判的方式进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一度陷入了理论启蒙的“不可知”阶段。如963年由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的苏联学者卡拉毕契扬的论著《康德哲学的批判分析》中全面的为中国学者设立了批判唯心主义的主要纲领性的内容中可见一斑。反思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所经历的曲折历程可以看到:一方面思想文化启蒙内蕴的转变发生在德国古典哲学以中国人的视角加以研究的实践当中;另一方面需要反思的是这种研究能否带来思想自由的结果。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到本身”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哲学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理论要求,更加是中国人面对西方哲学审慎的把握自我立场、自觉推进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大批优秀学者们不断涌现,这些学者们自觉的为人类优秀思想资源不懈努力。在他们的研究中闪现着理性的精神,理性的精神也在中国学者的学术践行之中不断彰显为中国声音与中国力量,推动着中国哲学朝着实现自我价值、塑造自我形象、发展自我道路的方向不断前进。

三、哲学成熟形态探讨的典型意义

德国古典哲学以自身的演进逻辑展现了一种成熟哲学成为思想发展动力的基本方式。中国哲学,特别是随着一个又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发展而来的中国哲学,需要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哲学研究方式、哲学发展脉络中梳理规律,继而合理的规划中国思想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有效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合理依托的重要路径。而在这两方面德国古典哲学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线索,是我们着眼于哲学中国化来探究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发生的启蒙内蕴,进而在历史的原因、现实的需求、理论的催逼、逻辑的应然的合理路径。当我们这样理解之时,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一种西方哲学中国化之中的典型样态,贯穿于其中的启蒙内蕴的自身发展代表了西方哲学中国化走过的真实线索,在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真实诉说下,有理由相信西方哲学中国化实际上正是以不断的超越原有的哲学理性(救亡的、革命的传统)彰显新的哲学理性(自觉的、创新的、自由的发展)的现代理论范式,具有典型意义。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范式所具有的真实启蒙意蕴一定是建立在以推进中国文化、立足于中国特有文化需求的前提下产生的。西方哲学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凸显了中国文化本身的文化气质。“如果我们能始终记住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一样,只是人类的一种特殊哲学,因而有它自己特殊的传统和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就不会轻易去比附它,而是用它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衬托出中国哲学的特质和特色;同时也能看到我们的不足,而不致什么都是我们古已有之。”[4]西方文化的独有形式也成为了反思中国文化,开创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独特出发点。现代中国学者研究的西方哲学正是经历着中国化的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在认识现代性问题、把握现代性问题、解读现代性问题上做出的努力,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自身、超越自身、走向传统与现代通融的反思基点。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种更大的启蒙,跨越时间、空间,成为具有总体性的当代中国的文化范式之一。它包含了启蒙的发生学意义——现实需求与理论催逼;它蕴含着启蒙的主要机制——反思批判与动态革新。事实说明,当我们开始主动自觉的面对“实用”的启蒙带给中国文化的更多的空间之时,另一种启蒙内蕴——发展,成为了我们能够不断探索西方哲学之于中国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面对异质文化时,我们应主动的、自觉的承担起思想的责任,深刻思索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前景。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所示,一种先验哲学的曲折发展凸显人类理性与自由的现实张力,也使得西方哲学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拥有了不一样的声音。而这一定会带来中国哲学更深一层的反思,并不断在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多样性的融合中开出新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创新即是发展的体现。应该以创新的态度、视角、方法在中国找到合理的依据。在当代需要重新建构的“实用”与“发展”一脉相承,这是基于对中国思想文化特征正确定位之后做出的现代性判断。而这种判断在中国无疑就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基础的基础性工作。正如汪信砚指出:“西学东渐把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到中国,使中国思想界成为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的竞技场,也使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社会受到了鉴别和实践检验。在这一过程中,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各种西方学说都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最后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参考文献:

[1][3]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总序40.153.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2)[M].中华书局,1983.57.

[4]张汝伦.他者的镜像: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J].哲学研究,2005(2):58.

[5]汪信砚.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2(7):8.

作者:杨赫姣 石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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