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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分析

 论文栏目:语言哲学论文     更新时间:2018/4/20 10:11:17   

[摘要]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适用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有深厚的渊源。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虽没有专门的著作论断,但散见在马克思相关著作中,概括为:物质性、实践性和辩证性。本研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本身的观念和理论入手,探讨该理论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旨在揭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哲学理据,促进该理论的发展、完善和传播。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

一、引言

马克思对语言问题极其关注,其语言观的基本宗旨是“去蔽”———去思想之蔽,解思想之困,也是“治疗”———治疗哲学因误解语言与生活而发作的“精神狂想症”(韩东晖,1997)。马克思强调语言的物质性,认为“‘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马克思、恩格斯,1966:81)。马克思同时强调语言的实践性、社会性、交往性,即把语言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和社会产物来理解,认为“语言与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1966:81)。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具有辩证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和语言都不能独立组成特殊的王国,他们只是显示生活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1960:525)。据此,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可以概括为:物质性、实践性和辩证性。系统功能语言学(简称SFL)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要的语言学流派之一,其创始人韩礼德(M.A.K.Halliday)教授是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最初参加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致力于在政治和社会语境中研究语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取向还体现在把语言看作政治工具,强调语言的社会责任,把语言看作意义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Webster,2011)等方面。界内学者(常晨光、廖海青,2010;李忠华,2013;何远秀、杨炳钧,2014;赵清丽、张跃伟,2015;韩礼德、何远秀和杨炳钧,2015)从宏观的角度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取向,但关于该理论如何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的研究不多。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出发,探讨该理论如何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以期阐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哲学理据,促进该理论以后的完善和传播。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体现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如纯理功能、社会符号观、层次化、级阶概念、轴关系、语境理论、意义发生学、语法隐喻以及反语言概念等,从不同角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

2.1物质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坚持以人类学、社会学为本,其哲学渊源为经验主义哲学思想。该理论将语言视为一套社会符号系统,语言运用指说话者根据社会文化语境在语言系统中通过意义潜势的选择来实现各种功能的过程。符号系统包含意义、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物质系统;社会系统包含价值、生态系统和物质系统;生态系统包含生命和物质系统。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系统,人们主要研究它的四个维度:(1)声学方面,(2)神经生理方面,(3)文化方面,(4)词汇语法方面———或者说,(4)词义、词汇语法和语音的核心层。可见,符号系统是在物质系统的基础上进化而来的,且一部分在不断地进化,另一部分指定为反思和行动的工具。语言的物质性还表现在韩礼德主张研究现实世界的语言,该理论的建立是依赖大量的实验结果,而非纯理论或对感性经验的探讨。韩礼德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通过对他儿子奈杰尔(Ni-gel)的语言学习过程进行个案观察,总结出了语言的七大功能:工具、控制、交流、个人、启发、想象和告知。并由此归纳、抽象出成人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即人际、经验与语篇。语言中不同的系统相互作用体现不同的元功能。比如,语言系统的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归一性系统和附加疑问套语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系统网络体现人际功能。同样,及物性及其他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系统网络体现概念功能;主位系统与新信息等其他相关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系统网络体现语篇功能。此外,韩礼德主张将语言放在语境中来研究,并对语境中的语言进行了层次化:音系学→词汇语法→语义学→语境(“→”表示“体现”关系)。其中每一个层次存在由成分关系形成的级阶,如词汇语法层的级阶体现为:语素→词→词组/短语→小句→小句复合体(此处“→”表示“组成、构成”的意思)。级阶可以根据能够区分的语言单位的大小对许多不同的系统进行组织。如图2.1所示:元功能以及级阶的系统网络的形成以轴关系(横组合和纵聚合)为基础。如果从小句系统(纵聚合视角)入手,就会发现这些系统是由功能结构体现;结构中的每项功能又是由下一级阶的单位类别体现的,形成横组合体。横组合体中的图2.1级阶对不同系统的组织(Martin,2013:62)类别实际上是更低级阶系统的特征,于是这又回到了纵聚合视角。这种循环一直延续到语法中最低级阶的单位。如图2.2所示:无论是社会符号观,纯理功能,层次化理论,还是级阶概念,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无一不体现出语言的物质性哲学观,即语言基于声音(音系学)这种实体,通过体现关系编码成人们熟知的词汇语法,后者又通过体现关系建构意义,识解语境中的文化成分。各语言层次中,级阶对系统进行不同的组织,各系统互相作用形成系统网络,表达意义潜势,供人们使用时进行选择。

2.2实践性

韩礼德将语言看作一种行为,从生物体间的视角进行研究。他指出,“在语言学习中是社会而不是个人扮演着中心地位,个人的语言意义潜势是个人建立、发展并且维持他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Halliday,1978:12),因此应该把语言放在社会实践中去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活动的经历有助于韩礼德语言学思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语域”(register)思想的建立。语域作为一种功能变体,涉及三个变量:语场、语旨和语式,分别对应三大纯理功能———概念、人际和语篇,从而将作为意义潜势的语言系统与作为实例化的语篇连接了起来。再者,作为一个政党,要分析后殖民主义社会、去殖民化、民族语言的发展等问题,这就涉及语域。再进一步说,语言的功能变异和新的民族语言所引起的问题都需要发展技术性的语域,如法律语言、政府语言等。在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这种语言学必须是一种“sociallyaccountablelinguistics”。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强调将语言置于其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以解释语言的特征和本质,即注重其社会理据;同时也要强调将语言学应用于其社会环境之中,把语言学当作一种干预方式(amodeofintervention),进行批判性社会活动,即注重社会责任。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自身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也谨遵实践性这一原则。韩礼德(1998b:209-210)在研究科技语篇的语法隐喻时总结出成分级阶内的13种语法隐喻,并据此得出结论:各类语法隐喻都存在一个“一般走向”,即:向具体演变,其中每个成分都可以借助一个接近稳定极和持久极的成分进行重新识解。另外,“语类”(genre)理论的发展也充分说明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实践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马丁和他的同事们在澳大利亚不断探索语篇语类理论在多个领域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教学中的应用,在行动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对语言教学等领域的实际干预过程中丰富了其语篇语类理论。同样,旨在发展人际意义理论的评价范畴的建立也是在具体的语篇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Martin,2008)。此外,该理论的中心理念是:语言学研究要有它的应用价值。语言学理论是可用的、适用的,是用来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所以韩礼德(2006)提出了“适用语言学”(appliablelinguis-tics)———适用不是可应用(applicable),可应用指可实现一种目的,而适用是指在不同语境中可使用的一种总体性质。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日趋成熟,该理论已被广泛有效地应用到了各个研究领域,如语言教学方面:语言学适用于探索儿童语言发展,特别是适用于促进儿童语言发展和第一语言学习;语言学适用于第二语言和外语的教学和学习;语言学适用于多语国家的语言教育和语言计划;语言学研究适用于探讨不同功能变体的语言等。

2.3辩证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辩证性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词汇与语法、系统与语篇,口语与书面语的互补性外(常晨光、廖海青,2010),意义发生学、语法隐喻以及反语言等概念也很好地体现了辩证性。意义研究包含三个维度:种系发生学、个体发生学和语篇发生学。种系发生学指语言话语形式的演变,称为“语言的历史”;个体发生学指儿童话语形式的发展,称为“个体的历史”;语篇发生学这个术语是韩礼德自己创造的,指的是“语篇内部话语形式的展开”,称为“语篇的历史”。这三个维度的共同点是他们的意义潜势都具有不断扩展的趋向,且种系发生学为个体发生学提供研究环境,个体发生学又为语篇发生学提供研究环境;语篇发生学为个体发生学提供素材,个体发生学又为种系发生学提供素材。与词汇隐喻相反,语法隐喻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它以意义为出发点,探讨意义如何由不同表达式体现(Halliday,2000)。语法隐喻是在从语义成分到词汇语法结构配置的体现过程中出现的,包含两个概念:一致式和非一致式。韩礼德最初将一致式定义为“一个或者多个与隐喻式相对的意义表达或经验识解的典型形式”(Halliday,1985:321),后又提出级阶一致性和成分一致性原则(Halliday,1998a:40)。前者指语义“序列”、“言辞”和“成分”在语法上的一致式体现单位,分别为“小句复合体”、“小句”和“词组、短语”;后者指语义“实体/事物”、“品质”、“过程”、“环境”和“关系成分”在语法上的一致式体现成分,分别为“名词(组)”、“(名词组中的)形容词”、“动词(组)”、“副词(组)”和“连词”。相对于一致式而言,非一致式发生了语法范畴转换(语法功能和语法词类),且此过程产生“语义交汇”,即非一致式具有双语义成分,如“过程”可以重新被识解为“实体/事物”,后者具有“过程+实体/事物”双语义成分。一致式和非一致式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只存在一致性或隐喻性程度的不同。语法隐喻不仅说明了语言具有反应社会现实的能力,而且具有重新构建现实、塑造社会的能力。反语言与“规范”语言相对,在反社会中产生。反语言出现的前提是,另一种现实成为一种反现实,且与已有的标准相对立。反社会指的是“建立在另一个社会内一种有意识的社会,它是一种反抗的模式,这种反抗要么以被动的合作方式出现,要么以主动的敌视甚至是破坏形式出现”(Halliday,1978:164)。反语言所采用的最简单的形式是用新词代替旧词;这种形式是语言的再词汇化。反语言是实现再社会化的途径。它创造了另一个现实:其过程不是建构而是再建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反语言与“规范”语言并无区别:两者都是现实产生的系统。但是由于次等生活的某些特殊特征———它作为替代的地位,在“外在”现实的长期压力下(这种现实仍是种主观的现实,但是始终重申为标准)———反语言产生的现实力量,尤其是创造和维持社会阶级的力量,尤为突出。语言和反语言两者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但是语言和反语言间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代替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反语言:只不过是从一种语言变化到另一种语言。综上所述,意义研究的三个维度之间互为素材和环境,体现辩证的思想。语法隐喻和反语言都不是简单地对经验和社会的重复识解和建构,而是对它们的重新识解和再建构。这充分说明了,语言不仅反映社会活动中的人、物和过程,并且能够能动地去重新识解过程,建构社会。这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性语言哲学观。

三、结语

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出发,探讨了其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即物质性、实践性和辩证性。通过上述的探讨,文章发现: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的纯理功能、社会符号观、层次化理论、级阶概念、轴关系等内容体现了语言哲学观的物质性;语境理论、“适用语言学”的提出以及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体现了语言哲学观的实践性;意义研究的三个维度,语法隐喻以及反语言概念体现了语言哲学观的辩证性。上述分析说明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极深的渊源和高度的契合性,揭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创立的哲学基础,同时也为该理论以后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哲学理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适用性,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不能从每个具体理论的细节入手探讨其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的体现,实属遗憾,望有志趣之士在该方面做深入研究。

作者:王志娟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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