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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

 论文栏目:思想哲学论文     更新时间:2017/12/15 15:32:51   

摘要: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复兴之历史节点,中国梦宣示了美好的理想。作为“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内在地是一种开放性的哲学,即肯定人类历史的未来是非封闭性的、非终结性的。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现实性的哲学,即可以依照理想来现实地改变世界。

关键词:布洛赫;希望;现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

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即将走向振兴之际,无不对未来怀有美好的希望或理想。然而,希望或理想只有在深刻的哲学思想支撑下才可避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缺乏正确的哲学指引,再美好的希望或理想也可能沦为一种空洞和盲目的“幻相”。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其梦想也必然与世界各民族的梦想“相通”,具有一定范围的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际即致力于人类解放及其自由发展,代表了古今中外人类之普遍希望与理想。因此,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中华民族若要真正成就民族之梦乃至世界之梦,其理论就必须生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之中。而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有益的线索或思路。

一、作为“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具有理想性或超越性要求。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理想性并非一直突显。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纳粹的残酷镇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想性的维度随即被完全遮蔽起来。其时,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885—977)无疑是最为重要,也是最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是,与同时代大多数消沉低迷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布洛赫转而开始积极地思考“未来的哲学”或“希望的哲学”。这种哲学实际上是以“希望”概念为基础,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精神。同时,借用“尚未”这一范畴将世界描述为一个开放的过程,由此力图唤醒时代的乌托邦精神,并期望在此基础上构思或预先“推定”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布洛赫认为,时代之所以处于颓废和消沉的境遇,根源恰恰在于乌托邦式的理想性精神之枯萎,人们由此失去了面向希望并为之行动的可能。布洛赫从康德哲学中得到启发,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性维度。可以说,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同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致思路径,开始积极地谈论梦想和希望。在布洛赫看来,世界是一个未完成的、不完满的世界,人却总是在渴望着更美好的世界和生活,而这种渴望的意识恰好蕴藏于造梦者的白日梦之中。布洛赫肯定的白日梦可以称之为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它能够激起一种行动和变革的力量。这种梦并不仅仅观望或接受既定的事物,而是超越现有的生存条件,在事物可以变得更美好的意义上去改造世界。“首先,革命旨趣需要这样一种知识,即需要一种改造世界的白日梦:‘这个世界多么丑恶,怎样才能改天换地,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是,这一点完全不取决于死守科学的启发式方法,而仅仅取决于坚持恰当的白日梦,即在理论和实践领域中里,坚持改造世界的白日梦。”[]可见,布洛赫所真正关心的是这种白日梦在其形式上所展现出的“乌托邦”功能,指向一个尚未形成的希望世界。布洛赫所谓的乌托邦是一种积极的、具体的乌托邦,它立足于主观的愿景并指示出一种超越现实存在的理想维度。由此看来,相较于黑格尔对待梦想或理想的态度,布洛赫无疑首先回到了康德的立场。他认为康德的理想作为希望显现,而作为“无条件的总体”的范导性理念正体现了乌托邦本质,标示着不断超越现实的可能性。这在实践理性的运用中表现得尤为清晰。实际上,康德的“至善”理念作为引导历史前行的范导性理念,所最终导向的正是一个道德的“自由王国”。就此而言,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从康德的道路出发,实现人的解放并进入以人的天性发展为目的的“自由王国”,而那种被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封闭的、理想缺席的世界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长基地。布洛赫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与康德哲学相似的理想性诉求。正如他所言:“马克思的持久的洞见在于,真理不是自为的真理,而是暗示着解放的真理,解释世界是以改变世界为它的目的和意义的。”[2]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自于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希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希望的哲学中包含着面向“尚未存在的事物”的人的积极行动。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含未来走向的科学,它既是理论的钥匙,也是实践的杠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未来的哲学,也是在过去中蕴含着未来的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在这种集合的前线意识中,从而它是信任历史事件的、献身新东西的、已知趋势的理论-实践。”[3]换句话说,在布洛赫眼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希望哲学。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标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理想性维度。实际上,无论早期还是成熟时期,虽然马克思的思想路径和问题主导有了很大的转变和迁移。但他的理论工作中却始终贯穿着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性思考与期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包含希望的哲学。但是,如果一种作为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立,它必然首先在逻辑上要求自身是一种开放性的哲学,这种哲学要肯定人类历史的未来是非封闭性的、非终结性的,否则人类向往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希望也就无从谈起了。其次,作为一种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要求自身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哲学,即要求按照梦想现实地改变世界,否则它就只能沦为一种空想或幻想。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与黑格尔哲学立场的基础上,确立了自身对“开放性”和“现实性”的内在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要求

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关注历史过程中的具体事件,因此他们的研究往往仅限于过去而排除了对未来的研究。而部分哲学家考察历史时则通常要构想历史的未来,以确认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格鲁内尔所言,“历史学家只关心过去的历史,……相反,哲学家则把未来包括在内,并把立足点选在历史之外。”[4]事实上,自奥古斯丁以降,历史哲学大都包含着对未来的考量,即认为历史应当始终保持着指向未来的维度。但这一维度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则被完全封闭了起来。康德非常重视对未来的思考,对他而言,历史哲学的“本质作用在于,在解释过去的同时要展示未来的希望,从而以某种不可缺少的鼓励来支持道德行为。”[5]事实上,康德哲学正是产生于人对未来的希望以及对现实的不满,因此它标示着不断超越现实的可能。这在实践理性的运用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即理念以“应当”的形式出现,而“应当”则是尚未显现的东西。而在历史哲学中,理念则意味着处在无限遥远未来但却应当朝向它前行的历史目标,“当其已经涉足于这些最初直接为人所感到的需要之后,理性的第三步便是深思熟虑地期待未来。不是单纯享受目前这一瞬间的生活而是要使自己面向将来的、往往是异常遥远的时代的这种能力,乃是人类的优越性之最有决定性的标志,它使人类根据自己的天职在准备着遥远的目的……”[6]但是,在康德看来我们只能预想历史的未来,却无法对其进行客观的规定。这样,未来对他而言就是动态的、开放的、也是希望蕴藏于其中有待于实现的时间维度。布洛赫强调了自己倾向于康德哲学对于未来的开放性立场,“人们在黑格尔那里徒劳地寻找指引我们向上的感性,并意识到了危险。它在康德处显现,也在费希特的话语中显现:必须有一种作为行动基础的知识,或者有一种对世界还不是什么但应该是什么的愿景来驱动我们去行动,超越那些仅仅对什么是或什么曾经是的重复。”[7]也就是说,他认为康德哲学对未来的开放性立场内在地包含了改变世界的可能性。马克思在对未来的态度上,更加贴近康德的立场,同时包含着“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两个维度。布洛赫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理性与希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暖流”与“寒流”交汇的产物。前者是对现实中虚假意识形态以及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而后者则包含着对未来的希望,包含着朝向解放的意向以及对现实的乌托邦的希望等要素,“这时全部历史境况领域的条件分析才以两种方式出现:一方面,揭露各种意识形态的真相;另一方面,去掉形而上学假象的魔力。”[8]实际上,马克思本人更加强调改变世界这一维度,而改变世界就意味着世界具有某种程度的可改变性或者开放性。马克思从来没有将历史看作将要完成或终结,而是将其理解为在未来的维度可以继续被创造的,“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不是从破晓的黎明开始,也不是以远古的灰暗来描述历史的形象,而是把它看作是要塑造的现在和要出现的未来,并把二者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作是人按照人道主义的愿望‘实现人类权利’的地方。”[9]马克思通过对过去的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现状的考察和批判来寻找未来,由此,历史与未来只能是包含开放性与可变性的。正如他本人曾明确地表述过的,他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这个全新的世界,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自由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0]正是在这种对未来的开放性理解中,梦想的概念才能得以栖身。也就是说,梦想作为潜能和趋向存在于未来之中。中国梦从信念的维度出发,引导我们当下改变世界的实践行动,展现在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民族复兴、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之可能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革命性内涵在于:相对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单纯解释世界的传统,马克思认为理论地解释世界最终要指向实践地改变世界,即在批判旧世界中坚持新世界的理想。正如布洛赫所言:“马克思的持久的洞见在于,真理不是自为的真理,而是暗示着解放的真理,解释世界是以改变世界为它的目的和意义的。”[]然而,在实践上改变世界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任何空想的哲学,它要内在地要求自身的理想具有“现实性”的维度。而哲学的现实性要求,即理想如何在现实经验中实现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黑格尔极其重视“社会现实”,他认为现实本身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即可以通过包含历史性原则的辩证法将这种统一性开显出来。黑格尔不满于康德将社会现实遮蔽起来,反对其“主观性思想”,主张通过“客观精神”赋予主观思想以内容。因此,就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切而言,马克思的确与黑格尔更为切近。正如布洛赫所意识到的:黑格尔留给马克思的一大遗产正是进入现实的强烈诉求。这种诉求使得马克思绝不会停留在纯粹的主观“空想”,也不会满足于单纯理论地解释世界,而是要求现实地改变世界。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马克思反对的正是那种抽象的与现实历史毫无关系的理想,他将现实的本质建筑于人的实践活动当中。马克思将历史主体确认为“现实的个人”,即由社会和物质生活条件所规定着的现实存在的、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而现实的个人作为现实生活的生产者与创造者,能够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能够现实地改变世界。在这种意义上,理想引导着现实的个人追求现实目的,人的活动则将存在于思维中的理想现实化。实际上,早在《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就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精神。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明确地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人总是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只能是历史的存在,而不是纯粹思想的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人正是在物质生活条件制约下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并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3]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能够在具体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下由其创造历史,而不是任何精神或理念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承认人朝向未来,改变现存世界的行动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人类任何的理想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其本质上都源自现实生活,是对不完满的、匮乏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性的希望。这种理想必然要求现实的人通过劳动和创造来实际地克服这种不完满和匮乏。作为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出了对人类历史发展更美好未来的向往,同时也包含了现实的人的积极行动因素。由此,生长于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基上的理想,也必然要求其自身与客观的可能性相关联,朝着现实的希望进行拓展。而这种客观的可能性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生成的,它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相关,并由此获得现实的力量。

四、结论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希望的哲学,一方面标示出了自身理想性的希望维度,它在积极意义上指向未来,同时又能不断地引导我们当下的行动,赋予我们超越现实的动力进而趋向于理想性目标。而另一方面,也标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区别开来,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将希望现实化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理想必须通过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实现自身。因此,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梦是关于中华民族更美好生活的愿景,是民族发展的历史诉求和现实需要双重驱动下形成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民族希望的一种展现,也必然具有现实性要求,是依赖现实的人的实践必然趋向的民族复兴之期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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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特劳斯,克罗波西(李洪润等译).政治哲学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595.

[6]康德(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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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28-929.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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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淼 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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