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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语道德修养方法

 论文栏目:道德修养论文     更新时间:2018/4/13 10:42:09   

摘要:作为影响深远的儒学经典《论语》,蕴含了深刻的道德修养理论和多种有效的道德修养方法。主要有把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树立远大志向与循序渐进相结合,榜样激励与改过自新相结合。这些方法对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论语》;修养方法;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责任伦理,在大力倡导内圣外王的传统社会里,道德教育地位崇高,道德修养理论繁荣,道德教育方法多样,给后人留下了很多遗产。对这些弥足珍贵的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代人的光荣使命。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自己身体力行,立志成仁,还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道德教育经验和道德修养方法。《论语》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重要史料,研究、借鉴《论语》中的道德修养方法,对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内外兼修,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结合

孔子十分重视外在环境对人的思想品德的影响,认为好的环境是促使人的思想道德向好的方向转变的重要外因。首先,要选择好的住处。孔子提出,要和有仁德的君子住在一起,和道德高尚的君子作邻居,才是理想的居住环境。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道德高尚的人经常接触,耳濡目染,自己的道德水平也就慢慢提高了。反之,居所若是小人的群居所在地,成天或尔虞我诈,或锱铢必较,这样的环境下只会产生小人,是无法培养出君子的。“孟母三迁”是中国最脍炙人口的教子故事,背后折射的道理正是孔子的这一思想。其次,要选择好的朋友。在孔子看来,朋友好坏是影响道德养成的另一重要外因。一是慎重交友是君子的行为标准。孔子的这一思想在《论语》中多次论及。在《论语》开篇的《学而》中,孔子至少两处论述选择好友对培养君子的重要性。一处是在第8章,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无友不如己者”,就是君子不交道德品行比自己差的人为友。要成为君子,要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择友非常重要。另一处是第14章,孔子认为君子不应刻意追求吃住等物质需要,应选择有道德的人做朋友,向好友学习。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就有道而正焉”,就是通过交有道德之人为友,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二是交益友是进行道德修养的必要前提。在孔子那里,“友”和“仁”是不可分离的,“友”是“仁”的前提。曾子深得孔子真传,提出:“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另一个弟子子贡问孔子的成仁之道,孔子的回答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在这里,孔子打了一个比喻,以阐明“友其士之仁者”与“居是邦”的逻辑关系:要“居是邦”,必先“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即侍奉贤者、结交仁者。三是明确了益友和损友的划分标准:“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朋友正直、诚信、见多识广,就是益友;朋友花言巧语而不以诚待人,则是损友。孔子为后人如何交友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孔子还从理论上阐明了益友能帮助道德修养的原因。朋友之间不仅止于受到好朋友品行的熏陶,还在于朋友能直接劝告、引导,他这样教导他的学生子贡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论语•颜渊》)“忠告而善道之”,即朋友能提出劝告,并进行引导。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朋友的规劝对纠正错误言行具有重要作用。道德的养成固然离不开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如选择好的住所和好的朋友,但这些毕竟是外因,道德的养成最终要通过道德修养主体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来实现。主体的消化、吸收、深思熟虑,是道德养成的关键。主体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在孔子那里,用的是“思”这一范畴。“思”是修养的重要一环,主要是对自己言行进行自我检查,其实质是一种自我教育方法。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就是要求全面思考、检查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道德规范。《论语》中的“省”、“内自省”、“内自讼”,多是对“不贤”、“不忠”、“不信”等“过”的反思。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是孔子的学生谈自己道德修养的具体做法,即每天多次反思。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这是说,遇到贤人要向他看齐,看到不贤之人要反思自己是否有类似缺点。孔子又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说明能够“内自讼”的人少之又少。“思”是认识过程中的复杂的理性活动,道德的养成要靠内心的体验和感悟,要靠理性的认真思考、比较,不是通过听等简单的感性认识可以达到目标,所以他的弟子子贡感叹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就是说,孔子教授的礼乐诗书等具体知识是可以靠听而掌握,而孔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理论,不是靠听可以获得的,内心的感悟和理性思考是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总之,既重视外部环境的选择,又重视主体自身的深思熟虑,在道德修养实践的基础上注重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种道德修养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也反映了道德养成的内在规律,对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要营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环境。这些环境包括政策、法律以及乡规民约等制度环境,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也包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要构建、创设集体化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集体化、邻里相助的生活方式才能生长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动员人们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的要求,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进行自我检查,发扬优点,改正缺点。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提高认识。

二、知行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尽管孔子在知识和道德来源上有某些先验论倾向,如,他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但其整体思想还是强调,对大多数人而言,知识和道德是后天学习而获得的,即所谓“学而知之”(《论语•季氏》)。这显然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他承认他自己就是通过学习而有所收获的,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一代圣人尚且是通过学习才有所成,常人更要加强后天学习以提高学识和道德水平了。他的学生子夏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提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就是说,广泛学习是成“仁”的重要手段之一。子夏还打了个比喻,形象地说明“学”之于“道”的主要作用,他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学”如同百工成事的“肆”(即作坊),是得“道”的必要手段和路径。至于学的内容,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学习思想文化方面的文本,即所谓“博学于文”。(《论语•雍也》)“文”,在孔子看来,具体包括诗、书、礼、乐等内容和范围。书和礼主要是有关思想礼节方面的文化典籍,诗和乐则主要是文学、艺术方面的文化典籍。孔子崇尚德治,也就赋予了文艺作品的道德意蕴和伦理价值。孔子劝他的学生们多读《诗》,因为《诗》有很多政治伦理功能,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就是说,从《诗》中学到的,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主,换言之,《诗》不仅是文艺作品,更具有调节人伦的道德功能。孔子看《乐》,也注重从道德层面的价值。他曾经把《韶》和《武》作了比较:“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他对两者的评价只有一字之差,却差别立现,《韶》“尽善”,《武》“未尽善”,可见,有无道德价值是孔子衡量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孔子认为,提高知识和道德除了要认真加强对文化典籍的理论学习外,还应注重行动和实践,即所谓“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就是说,孔子的教授内容除了文本理论,还有行动、实践和道德修养。在孔子看来,学习不是空泛的学习书本,还要落实到行动,运用到实践当中去。首先,要言行一致。孔子认为,不落实到行动,夸夸其谈,没在行为中体现,不是君子所为,他说:“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论语•先进》)这是说,言论诚恳值得赞许,是君子呢?还仅仅是外表庄重呢?可见,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后来,他又明确提出了判断一个人道德水平的正确方法,即“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不是通过他的言论就可判断,而要看他是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行为习惯。通过总结多年的教学经验,孔子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道德实践是道德养成的重要路径,道德行为是衡量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准。所以,他倡导每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做一个身体力行的“躬行君子”(《论语•述而》)。这个观点无疑是符合道德形成的客观规律的。其次,要学以致用。孔子一生积极入世,开创了经世致用的儒学传统。他周游列国,积极宣传他的学说主张,力图实现其政治抱负;兴办私学,从事教育实践,主要目的也在于通过学生去影响政治。他教导他的学生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就是说,若不能学以致用,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学生子路深受他的思想影响,积极从事实践,《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就是说,子路如果听说某个道理,却未能实践去检验的话,就害怕听到新的道理。子路后来发挥孔子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不仕无义”(《论语•微子》)的观点,把读书人做官看作必须完成的任务,否则就是抛弃了“君臣之义”(《论语•微子》)。在《论语•微子》篇,孔子的积极入世态度得以集中体现。孔子在该章中表达了对于三仁(微子、箕子、比干)、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八士(伯达、伯适、伯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等的称赞;对于隐逸者,如接舆、长沮、梁溺、老丈等人的失望。在孔子的影响下,他的后继者把这一思想进一步扩展深化,在《大学》中提出了“三纲八目”的核心理念,把修己和治人紧密结合,强调修身是治人的前提,提高道德修养是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说明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儒家一方面致力修身,培养以“仁”为核心的理想人格,做到“内圣”;另一方面积极投身于现实政治,为理想社会不懈努力,希望“外王”。知行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德修养方法,对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一方面,政府可通过专家讲座、街头广告、电视公益广告、新媒体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意义,帮助人们理解,加深理论认识,让核心价值观在群众中了然如心。另一方面,要加强道德实践以巩固理论认识成果,利用既有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机制等平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或创设新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平台,通过实践锻炼,让核心价值观变成大众日常行为。

三、高低衔接,树立远大志向与循序渐进相结合

在孔子的道德修养理论里,意志的坚定和志向的远大是道德修养得以持续的重要前提,在漫长而艰辛的道德修养之路中起抵抗外部干扰、引领召唤作用。他的学生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笃志”,就是对道德修养的志向坚定不动摇。他自己也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仁”与人对“仁”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念密切相关,是否有“欲仁”的想法是“仁至”的前提。没有“欲仁”的宏伟志向,或没有“笃志”的坚定信念,要抵制“富且贵”(《论语•述而》)的诱惑,实现“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修成“仁至”正果,恐怕不太现实。所以,孔子十分注重意志坚定的重要性,他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这里,他以自然界的现象作喻,阐述了他对道德修养方法的看法:只有树立远大志向才能经受住道德修养路上的重重考验。“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孔子认为,一个有志于学习道的人,但若以自己吃穿不好感到耻辱,是不值得与他谈论道。孔子还认为,一个人若不能克服畏难情绪,也是不可能得道的。他的学生冉求曾为学道替自己找借口,他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论语•雍也》)就是说,他对老师的学说很喜欢,就是能力不足。孔子明白冉求有畏难情绪,就批评道:“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意思是说,能力不够的人是半途而废,而你却是自己不想前进了。有了远大志向,还需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在实现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基础上最终实现远大目标。孔子曾这样总结自己一生的道德修养历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就是说,孔子从十五岁立下远大志向,到七十岁把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见于行,实现道德规范与自己行为的统一,中间历经“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诸多阶段,正是立志后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才最终达到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孔子看来,治学与修身,根据积累的功力不一样,水平分属不同层次,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一起学习的人,未必都能学到道;学到道的人,未必能坚守道;坚守道的人又未必能随机应变。这里,孔子把治学和修身分成三重境界:得道、守道、变道。这段话既可以看做孔子对治学规律的描述,也可以说是对道德修养规律的总结。既然知识和道德是逐步积累的过程,干超越规律的事反而适得其反,正所谓“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所以,要“学而不厌”(《论语•述而》),要有耐心,脚踏实地。高低衔接,树立远大志向与循序渐进相结合的道德修养方法,同样具有当代价值。一方面,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关乎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是国家一项凝神聚气的固本工程、铸魂工程的高度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重要性,增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另一方面,要意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建设就历经几百年,需要进行精心设计,分步骤、按计划进行,如从三个层面在全社会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就是当前条件下进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随着实践的推进,共识的增多,十二个词的表述就可以慢慢简化,变得更加精炼,老百姓更加易懂、易记。

四、扬抑并重,榜样激励与改过自新相结合

树立榜样其实质就是典型示范法。孔子本人就是当时的道德模范,所谓“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木铎”为木舌的铜铃,古代天子发布诏令时摇它以召集听众。孔子生活的年代正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当时迫切需要道德模范供民众学习,以改变“天下无道”的混乱社会状况。在孔子看来,学习的榜样到处都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要善于向身边的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深信,一起行走的几个人就有学习的榜样,学习他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换言之,随时随地都可以学,这种认识无疑是对的,这种道德修养方法也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且成本低、见效明显。孔子还很看重官德对全社会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要求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要做到身正。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就是说,不论是为人还是做官,首先在一个“正”字。只要身居要职的官员能够做到身正,那么下面的官员和百姓焉有不正的道理?正所谓上行下效、正人先正己。鲁国大夫季康子多次向孔子求教为官从政之道,孔子给出了他的“德治”方案。他主张以主政者的德行去感染百姓、教化百姓,而不是用严刑峻法去制裁惩罚犯罪行为。而“德治”教化功能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官员等榜样的示范,“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您(季康子)只要行善,老百姓自然跟着行善。其原因在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就是说,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风,老百姓的品德如同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倒了。那孔子自己的榜样又是谁呢?尧、舜、禹、周文王等几位品德高尚的执政者就是他效法的榜样,这些榜样反映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愿望。孔子对尧高度评价:“大哉尧之为君也!”(《论语•泰伯》)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他称赞舜道:“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孔子对禹的评价很高,他特别佩服禹的高尚品德:“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关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孔子认为禹无可挑剔,因为禹的饮食简单而尽力去孝敬祖宗,他平时穿的衣服很朴素而祭祀时尽量穿得很隆重,他住的宫殿很低矮而致力于兴修水利。对周文王也赞赏有加,他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就是说,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侍奉殷朝之德,周文王之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孔子以尧、舜、禹、周文王为榜样一生修德,同时毕生致力于宣传、推广他理想中的“德治”社会治理模式。孔子认为,在道德养成过程中,既要有正面激励,扩大善的因素,还要进行压缩负面因素,要改过自新,杜绝恶的思想行为。孔子生活在动荡的年代,身上担负着恢复周礼的重任,怀揣建立“仁”、“礼”统一的和谐有序政治伦理秩序的梦想,可现实令他忧虑,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就是说,许多人不进行道德的培养,不治学,听到义不能去做,看到不善之处却不改,这是他担忧之处。孔子在这里把道德修养、治学读书和知错能改三者并提,因为在他看来,道德修养和治学读书都存在共同的知错能改的问题,只有不断完善修改,道德水平才能提高,知识才能突破、变得渊博。所以,孔子认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做到“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若“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就是说,有错不改,这就是真正的过错了。改过自新对人的道德修养有重要意义,因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但是未来还来得及改正。扬抑并重,榜样激励与改过自新相结合的道德修养方法,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方法借鉴。一方面,表彰道德模范,为全民树立优秀典型。事实上,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我们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曾多次运用典型示范法,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树立了黄继光、刘胡兰、罗盛教、董存瑞等诸多英雄榜样;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曾树立了焦裕禄、王进喜、雷锋、时传祥等建设模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树立了张海迪、牛玉儒、任长霞等一大批优秀典型。至今,这些榜样,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另一方面,要树立“闻过就改”的理念,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凡是不符合要求的言行举止,一律改正。只有在人格不断完善中,核心价值观才会内化于心、外见于行,真正使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和行为规范。

参考文献:

[1]金民卿.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养成路径及其当代价值[J].中国文化研究,2014,(4).

[2]杨伯峻,杨逢彬,译注.论语译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9.

作者:文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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