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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图画与写实绘图的兴起

 论文栏目:美术研究论文     更新时间:2012-8-26 15:05:56   

人体解剖学与西方医学图画的传入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初与宗教活动密不可分。作为“西学”的早期传播者,来华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艾儒略(Giulios Aleni)、罗雅谷(GiacomoRho)、德国出生的瑞士耶稣会教士邓玉函(Johann Terrentius)诸人依凭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开展传教活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医学中,人体解剖学引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注意和反响,通过人体解剖学书籍的译撰和刊行,写实的西方人体解剖图画呈现在中国民众眼前。明天启二年(1622年),邓玉函以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教授包因(Carspard Banhin)的解剖学著作为底本,在中国官员李之藻和他的家人帮助下完成了介绍西方解剖学的译稿。崇祯七年(1634年),中国官员毕拱辰在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的北京住处得到了这部译稿,整理加工后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泰西人身说概》书名刊行。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还以法国外科医生帕雷(Ambroise Paré)的解剖学著作为底本,合作译撰了《人身图说》一书,作为《泰西人身说概》的补充。《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吸收了后世称为“现代解剖学之父”的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和他之后的西方人体解剖学研究成果,基本反映出了当时西方人体解剖学发展的面貌,是传入中国最早且较完备的西方人体解剖学著作。[1](图1)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论述文艺复兴时代的特征时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2]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往往集自然科学家、人文科学家、工程技术和艺术家为一身,他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后世难以企及的成就。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是一位医学专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所著《人体构造》一书奠定了现代解剖学的基础,书中插图大部分由他亲自绘制,这些医学图画具体、细致、生动,被人称为“活的解剖学”,亦具有绘画的价值。文艺复兴时代解剖学的发展直接影响了西方绘画的发展。《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在传播西方先进解剖学知识的同时,写实的人体插图引起中国人的注意。西方文艺复兴冲破了神学枷锁的束缚,具有人文精神的新一代人对医学、解剖学研究的热心程度,远远超越了他们的前辈。通过解剖学研究,对人体获得了非神学的全新理解,人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开展。有西方学者认为,1543年哥白尼(NicholasCopernicus)《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人体构造》出版,宣告中世纪的终结。西方文艺复兴人体解剖学著作传入中国,西方写实图画依附医学著作传入中国,有着人体和人的研究的划时代意义,东方既白,新时代的曙光照射到了古老的中国。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至清康熙朝最为频繁,康熙帝热衷学习西方,康熙时中西文化艺术交流极盛。众多西方传教士进入清宫供职,他们在开展艺术活动、科学技术活动的同时开展医学活动。西方传教士除为康熙帝诊视疾病、制造药物以外,还在宫中传授西方医学知识。西方传教士奉命为朝廷官员治病疗伤,亦有传教士在民间开设诊所,为平民治疗疾病,分发药品。康熙帝对西方自然科学、医学和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传教士将饮用葡萄酒作为治疗康熙帝疾病的辅助手段,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后,饮用葡萄酒成为康熙帝之嗜好。他不断指示各地进献葡萄酒,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众多的西洋物品中他仍对葡萄酒格外垂青,朱批奏折:“嗣后倘得西洋葡萄酒、绘画颜料送来,其余俱停。”[3]作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此时的中国与法国交往密切。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Jean-FrancoisGerbillon)、白晋(JoachimBouvet)因治愈康熙帝疾患,频频获得褒奖和信任。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命张诚、白晋编译介绍西方解剖学的文章。此前英国医学家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血液循环,1628年出版阐释血液循环的人体解剖学著作。张诚、白晋吸收哈维的血液循环研究成果,并以法国医学家韦尔奈(Josephde Verney)的著作为底本,将西方人体解剖学最有价值的发现介绍到了中国。[4]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来到中国以后,康熙帝命巴多明将西方解剖学著作和医学著作翻译为满文。巴多明选择法国人迪奥尼斯(Dionis)1690年出版的解剖学著作为底本,插图则选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学教授托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编写的解剖学基础教程。托马斯•巴托林是17世纪丹麦杰出的医生、解剖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他编写的这部解剖学基础教程经过不断修订,再版重印达30多次,书中插图十分精美。康熙帝亲自主持了这次编写工作。他首先对原著的内容有所了解,然后要求巴多明遵从他的旨意,将原著归纳成为几个部分,除整体结构以外,对插图的质量和置放的部位也都作出规定。为了保证工作进行,康熙帝为巴多明配备了数十位助手,其中有两名善于绘图的宫廷画师。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开始,巴多明用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解剖学译著,康熙帝亲自命名《钦定格体全录》。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思想的影响,对于人、人体、人体结构均缺乏了解和研究,解剖尸体更被认为是违背天理人伦的事情遭受禁止。《钦定格体全录》完成后并未大量刊印,仅手抄3部,分别收藏在宫中、畅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帝禁止一般人员阅览此书:“此乃特异之书,故不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也。”[5]“这不是公诸于年轻人的书,因此,里面的插图只能被你(指巴多明)一起工作的人看到。”[6]《钦定格体全录》后流出清宫,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有该书,并在1928年以《解剖学诠释》书名出版。[7](图2、图3、图4)

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西方医学、包括解剖学知识传入中国,如涓涓细流影响明清时代中国画家的创作。不少中国的文人、书画家与西方传教士过从甚为密切。18世纪扬州是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富裕的扬州盐商对于西方的生活方式颇感兴趣,他们修建了有着西方影响的庭园,大量使用从广州口岸输入的西方物品。处于都市奢华糜费的氛围之中,扬州画派画家创作的绘画打上了时代的印迹。从罗聘《鬼趣图》的创作可以看到西方解剖学图画的影响:“罗聘留下了一幅1722年创作于北京的名为《鬼趣图》的画卷,它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版本。《鬼趣图》不仅仅呈现了幽灵世界的气氛,还表达出作为佛教中灵魂转世的六种方法之一的‘饿鬼’的情形。这些画描绘了许多奇异的人物,一些是极为瘦弱的人,还有一些的确是骨骼。伊德玛已经表明,这些骨骼画应该源自某种西方的图画,也许是宗教印刷品中的图画。至少有两个版本的《鬼趣图》可以证明是源自西方的,第一个版本把两具骨骼毫无错误地组合在一起,它们是源自维萨留斯与帕雷的骨骼前视图与后视图。虽然这些绘画比《人身图说》手稿本要仔细,但从这些图中不能推出作者是否看到了西文原版或罗雅谷翻译的某个中文版。《鬼趣图》的另一版本也出现了骨骼画面。在这幅画中,解剖学的细节不见了,骨骼被一种非常相似帕雷《解剖学》中文版中的方式给‘装扮’了。这样,通过西方医学转变成奇怪的灵魂和精神世界,罗聘把这些骨骼图重植于一个与其来源所处的环境非常相似的环境中,即一种科学与宗教在其中整合为一体的世界观。”[8](图5、图6)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地域文化形成的时间较内地短,传统积淀较少,人文习俗有着较强的包容性,较易接受外来影响。广州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口岸,商业交流促使当地渐次形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汇合的环境。西方医学伴随传教士最早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清廷与罗马教廷爆发礼仪之争,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帝下令不准西方人在中国传教,以后百余年时间清政府推行禁教政策,直到19世纪中期禁教政策松弛,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到中国活动,第一站仍然是他们前辈到达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早期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相比,19世纪中期来到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有着较强的世俗观念。他们主张采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来征服人心、促进宗教事业的发展。教会开办医院、育婴堂、孤儿院和医药学校,广泛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服务,使得西方医学的影响更加广大。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研究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问题。道光十九年(1839年)来到中国,长期在澳门、广州行医的英国医生、传教士合信(BenjaminHobson)与当地人陈修堂合作,在咸丰元年(1851年)编译出版了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全体新论》。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洋务运动兴起,不少欧美日本教习来到中国,进入新式学堂传授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研究的知识。同治十年(1871年),英国医生、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在北京同文馆开设解剖学和生理学讲座。光绪元年(1875年)和光绪十二年(1886年),担任同文馆教习的德贞编译出版了《解剖学图谱》和《全体通考》两部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研究著作,书中附有插图。光绪四年(1878年),美国医生、传教士柯为良(Dauphin WilliamOsgood)翻译出版了《格雷氏系统解剖学》。此后有艾约瑟(JosephEdkins)译的《身体启蒙》,傅兰雅(John Fryer)译的《全体须知》等书陆续出版。

“西学东渐”洪流涌起,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在天津的北洋施医局的基础上开设医学馆,添置骨骼标本和解剖模型,还做过几例尸体解剖。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在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馆,然而在次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仍图5 维萨留斯《人体构造》插图,中国美术学院孔令伟提供图片。图6 罗聘 《鬼趣图》(部分)香港霍宝材先生私人收藏,中国美术学院孔令伟提供图片然规定“在国外尚有解剖学、组织学。中国风俗礼教不同,不能相强,但以模型解剖之可也。”直到民国政府成建立以后,才颁布准许解剖尸体的法令。此时在新式美术学校的教学当中,人体解剖学和人体写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学强调实证研究,写实和写生成为西方自然科学家、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通过西方自然科学家、医学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活动,西方的写实绘画和写生方法很快便与中国民间绘画的写实和写生传统结合起来,从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西方的自然科学图画与医学图画促使中国写实绘画技法迅速发展.来到中国的英国学者如约翰•列文斯(JohnReeves)、约翰•波拉克(JohnBlake)和威廉•科尔(WilliamKerr)等人雇用广东的民间画家,训练他们采用西方写实绘画技法制作植物和动物标本和图谱:“为了得到想要的表现方式,必须控制中国画家身上与自然历史插图不符的创造性想象力。他必须将绘画控制在‘科学写实主义’的范围之内。而且,他不得不教中国画家去描述标本。有证据显示,最初画家们去他家,在他的密切指导下制作植物和动物插图,一旦学会方法,就在自己的画室工作了。”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英国学者曾经冒险将医学实物标本——例如一具“广州城河上漂浮的女尸”身上一只裹着的脚,一个活人身上奇怪的瘤——从中国带去西方。摄影术传入中国以后,西方学者和医生除自己动手和雇用中国画家绘制了大量医学图画以外,还拍摄了大量照片。[9]这一时期中国画家为西方自然科学家、医学家绘制的写实图画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广东外销画家啉呱为美国医生、传教士皮特•伯驾(Peter Parker,亦译彼得•帕克)绘制的众多医学图画。

啉呱医学图画与近代中国写实绘画的兴起

广州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口岸,通过商业活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近代最早接受西方的影响。清政府在禁止西方人传教的同时,执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禁止西方商人前往内地,撤销福建浙江等地的海关,仅保留广州的粤海关对外通商。各国商人来到广州做生意必须通过官府特许从事外贸的行商。专营对外贸易的“洋货行”俗称“洋行”,广州当地称为“十三行”。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也就是粤海关设立的次年,广东十三行便正式开设,二百年的时间当中,十三行几乎总揽了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商业贸易。行商代表清廷管理海路邦交和贸易事务,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外国人称他们为“皇商”。行商负责掌握货物的数量、定价,核定各类税收和征收关税,负责检查进入中国口岸的货品,具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国人等行政权力。外国商人一切陈情要求,均须由行商转呈,不得与其他中国商人交易。[10]广州城商贾云集,贸易兴盛,对外贸易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十三行人称“天子南库”。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在划定区域内兴建房屋租赁给西方商人,房屋集中一处,且与十三行毗邻,便于约束和管理外商的活动。这些原本是外国公司向中国行商租赁作为商人和高级船员居住、办事之用的房屋,后来演变成为各国驻华的贸易与外交机构,当地居民则称“十三夷馆”。位于广州城西关的十三行与十三夷馆一起构成了当时中国的对外商业贸易特区,城外珠江南岸的河南则聚集了众多中外商人和商铺。处于浓厚的商业文化环境和中外交流氛围当中,广州民众注重实际、不为传统礼法所限,他们较易接受先进的西方医学。西方医生随教会、商团来到广州,上至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庶民百姓,都成为他们诊疗的对象,不少西方医生与当地官员和民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西方医学在中国迅速流传开来,中国人对西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世纪30年代在广州活动的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C.Hunter)《旧中国杂记》书中记述西方医生前往十三行之一同文行(同孚行)富商潘启官在广州河南的邸宅出诊的情况:“有一天我收到潘启官(Pwan-Kei-Qua)送来一只美丽的白雉,还附了名帖,邀我去看他。我欣然前往。他告诉我他的大儿子病得很厉害,如果我能让我们的医生到他那里去看看,他将很高兴。当时,除了东印度公司之外,在广州的外侨有两位医生;一位是考克斯(R.H.Cox),苏格兰人;另一位是布雷福德(J.H.Bradford),费城人。第二天下午,考克斯和我乘着潘启官的艇渡江到河南。潘启官在他的漂亮的邸宅里接待我们。他的邸宅新近装修过,油了鲜艳的色彩,描了金漆,显得富丽喜人。庭院里清一色铺着磨光的花岗石板。整个邸宅——不如说是一连串的别墅——占地好几英亩,完全由漂亮的砖墙围着,墙基是花岗石的,墙高约有12英尺。我们在那位病人自己住的一套房子里见到了他,由众多的仆人服侍着,看上去病势沉重。考克斯认为他得的是肺病,开了个药方,并在他的药房里配了药,然后送过来。在以茶、水果等等款待以后,我们到各处散步,得以一见潘启官的众多的妻妾。她们穿着紫、鲜红、梅红、蓝各色华丽的衣服,很多长得相当漂亮,明亮的双眸、极美的手和天然的小脚。她们跟我们一样,感到好奇;但当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却在敞开的厅堂里漠不关心地行走坐立。过了两三天,我们又去拜访潘启官,探询他儿子的病情,很高兴得悉他已经好一点了。但是他没能服用考克斯给他开的药。”[11]潘仕成是富商潘启官的族亲,因父亲借用潘启官的行商执照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等西方商人从事可能与鸦片有关的贸易活动而致富。潘仕成30岁左右捐官来到北京刑部供职。道光十年(1830年)以后,潘仕成在广州西关的泮塘修建了著名的庭园建筑海山仙馆,馆内收集大量文物绘画法帖刻石,包括《火攻挈要》、《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较义》等利玛窦和其它西方人的著作,积极开展中西文化交流活动。[12]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潘仕成作为两广总督耆英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来到澳门与西方外交使团谈判。中国代表团与美国使团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在澳门期间,潘仕成结识当时担任法国海关总检察官、西方使团代表之一的法国人于连•埃及尔(Jules Itier)。埃及尔携带照相器材来到中国,他在澳门拍摄了包括妈祖庙在内的风光照片,并且为中外官员拍摄了肖像照片,还特别为潘仕成和他的家庭成员拍摄了肖像照片,埃及尔在日记中记录了为潘仕成和他的家人拍照的情况。埃及尔将刚刚出现的西方摄影术传入中国。后来埃及尔到达广州,拍摄了广州的风光照片,其中有“潘仕成在广州郊外的别墅”即海山仙馆的全貌。[13]与西方人的密切交往使潘仕成有机会深入研讨西方医学和解剖学理论。咸丰元年(1851年)英国医生合信刊行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全体新论》,潘仕成为该书撰写了《弁语》,尽管他抱有不少疑惑,仍然较早从学理上对西医西方解剖学和医学进行评判。他在文中说,《全体新论》有所创见,但与中国传统医书有所不同,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潘仕成对西方的解剖学尚存有怀疑,认为它从解剖死人得来,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实情况。

这一时期在中国从事医学活动取得卓著成效的西方人首推美国医生、传教士和外交官伯驾。伯驾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医学和神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即道光十四年(1834年),他来到广州。次年冬天他在广州西关十三行商馆区中3条著名的街道同文街(N e wChina Street)、靖远街(Old ChinaStreet)和新豆栏街(Hog Lane)之一的新豆栏街丰泰行3号开设一间专科性质的“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街医局”)。第二年春天他在丰泰行7号开设博济医院,博济医院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影响、最完整的综合医院,并且开办了南华医学校(又称博济医学校)。1914年博济医院开办附设护士学校,这是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护士学校。伯驾行医之初求诊者不多,但教会医院具有的福利性质和先进的西方医学诊疗,很快就吸引众多的中国病人前来求治。伯驾与众多中国官员、包括来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人交往,积极为他们治疗疾病,因而得到了欢迎和感谢,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后来伯驾奉美国政府之命从事外交活动,曾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清廷官员耆英在澳门望厦村观音堂花园与包括伯驾在内的西方使团进行外交谈判,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直至咸丰七年(1857年)返回美国,伯驾在中国活动20多年时间。大量中国商品由广州口岸运往西方各国,中有众多的工艺美术品,包括在欧美国家颇受欢迎的绘画。西方商人、船员和旅游者来到中国,寻找、换取和购买中国画家的画作,把它们当作礼物和纪念品带回去送给家人亲友,或保存作为遥远神秘东方国度的记忆。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考察队的科学家、学者搜集地理、动物、植物、政治、军事、历史、人文、风俗等情报资料中,也包括有众多的绘画作品。这些称为“外销画”的作品,是研究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材料。19世纪是广东外销画创作和销售的全盛时期。当时广州珠江河北的十三行商馆地区和珠江南岸的河南地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商行和作坊人来人往,形成了中外商业贸易和美术交流的亮丽景观。

不少广东画家在这一带开设从事外销画活动的“画肆”,这些“画肆”多采取中国传统“前店后厂”的方式,既是画室、工作室和绘画作坊,又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店铺,集外销画的制作、展示和销售为一体。关氏家族是19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外销画群体,中以被称为“啉呱”(Lamqua)的画家最为杰出,来到广州的外国人多前往他开设的画肆光顾,“啉呱画室”成为中外闻名的游览景点。[14]克罗斯曼在《中国贸易——外销画、家具、银器及其它》书中记述:“啉呱的画室位于同文街16号,街道两旁均是由中国人所开设的各类商铺,它座落在十三行的丹麦馆和西班牙馆之间。啉呱有十多个助手,在技法上紧随钱纳利的风格,甚至采用削价的方式和他争夺顾客”,“啉呱画室一共三层,楼下作为美术用品商店,销售水彩画原料,这些货品放置在一个个外罩玻璃的柜中,同时也存放一些寄望欧洲及由欧洲寄来的绘画用品,如毛笔、盒和南京运来的以水稻枝干为原料而制成的纸张。楼上有八到十位画师拉高衫袖,将辫子盘卷于颈上努力地工作,他们采用流水形式,所以产量很高”。[15]他在《中国贸易装饰艺术》书中记述啉呱画室:“这里就是绘制那些小型的、以绸缎作封面的画册的地方。这些出口到英国、美国,甚至法国的画册,主要以动物、花卉、山水、各种生产工序、官员服饰以及各类刑罚等为题材。这些画无甚艺术可言,纯粹是刻版操作、高度分工的产品。有的画家终其一生只画树木,有的专门画人物,也有人只负责画手和脚,房子则由另一个画家负责。如此一来,每个画匠都有专精,尤其在绘画细致部分方面,更见功力。不过,他们却没有一个能够独立完成一件作品。”[16]

啉呱与伯驾的往来密切。啉呱的外甥关韬(Kwan A-to,亦译关阿多或关阿大、关阿杜)从道光十六年(1836年)起便随伯驾学习医术,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左右他已经熟练掌握外科手术,可以独立为病人实施白内障和肿瘤手术。[17]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国医学传教士杂志》第二卷第4期有文述:“关韬是被他的叔叔送入学医的,他的叔叔是当今的艺术家啉呱,著名画家钱纳利(GeorgeChinnery)的学生。为伯驾照顾中国病患的贡献所感动,啉呱无偿地将比较出色的病例画下来,首先显示患者的疾患,然后是痊愈之后的样子,” [18]啉呱对西方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伯驾曽说:“(啉呱)非常热爱医务工作,他表示很遗憾自己年龄太大不能当医生了。”[19]啉呱或无偿或有偿地为伯驾绘制了众多医学图画,一方面是表达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作为积极参与传教士倡导的奉献与互助慈善活动的方式。这种合作关系长达十余年,直至咸丰元年(1851年),还可以看到伯驾“25元支付啉呱的肿瘤绘画”的记录。众多医学图画大部分画出患不同疾病的病人手术前和手术后的状况。这些医学图画多为油画,也有少量水彩画。林呱按照伯驾的要求,仔细观察病人,了解病况,先起草稿,然后再加上颜色。这些图画不仅是病人的病理记录,还有着更多的作用。伯驾把这些画悬挂在教堂和医院作为宣传,以争取更多民众皈依基督教。根据伯驾发表在美国传教团体“美部会”(American Board)资助在中国出版的《中国丛报》上的工作报告,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基督教徒”、曽经翻译基督教小册子使得洪秀全在阅读以后产生极大触动的梁发(或称梁阿发),布道时便使用了医院大厅中的医学绘画。“梁发详细阐发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人格典范,他指着医院大厅四周挂的病愈患者的图画后说明告诉听众,这些都是出自耶稣的保佑,符合耶稣的箴言和人格典范;同时,他向听众宣称了更多伟大的真理,即:他们的灵魂也有疾病,除了耶稣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治愈。”[20]伯驾将医学图画带回美国给赞助人观看,以说明他在中国工作的成效,希望这样做能为他的医院筹措更多经费。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间,伯驾赴美国和欧洲游历,在伦敦、波士顿、纽黑文、塞伦和费城等地展出了啉呱的医学图画,他还向伦敦的盖伊医院等机构捐赠作品。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为伯驾新成立的中华医学会而作的资助保证信上,成立不久的美国费城中华医学会明确提出要求:“如果需要代表这项事业发表公开演讲的话;我们会提供……以开年会,会提供资金支付医院、中国青年精英的教育、诊治艺术,以及提供杂志期刊,让(伯驾的)医学会知晓当今医学和外科科学的发展,和仪器外科设备的进步,等等”,“作为所提供药物,我们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例如典型病例的图画,病理解剖学标本,这对于(伯驾的)医学会来说是可以作到的。”[21]绘制医学图画对于传播西方文化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道光十九年(1839年),伯驾帮助成立的医务传道会草拟了一份章程,概述协会的目标,不仅鼓励更多中国学生学习西方医学,而且要在中国建立“独立的博物馆,陈列自然的或者病理解剖的标本,以及有关不寻常病例的绘画……博物馆要由委员会来控制”,这既有利于西方医学传教士,也有益于中国的医学学生。[22]

啉呱的医学图画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有西方的研究者认为,啉呱最重要的绘画应当是这些作品,而不是那些为人称道的外销画。这些描绘病人肖像、几乎与真人等大的油画作品留存至今有一百多幅,大多收藏在英国伦敦盖伊医院戈登博物馆(Gordon’sMuseum of Guy’s Hospital)、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Yale UniversityMedical Library)和哈佛大学康威图书馆(Harvard University CountwayLibrary),以及马塞诸塞州塞伦市的皮博特•伊赛克斯博物馆(PeabodyEssex Museum)等处。有研究者以为:“目前可知作品共110幅,其中86幅藏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23幅藏于伦敦盖伊医院的戈登博物馆,还有1幅为波士顿康威图书馆收藏。啉呱所画的这110幅画像,有20多幅是复制品。伦敦盖伊医院戈登博物馆所藏的23幅中仅有一幅不是复制品,而耶鲁所藏的86幅中也有几幅是复制品,康威图书馆藏的那幅也是复制品。有两幅耶鲁的藏品标号为#36,均是伯驾的第2986号病例。所有这110幅肖像画共画了约80个不同的患者,除了一个之外,其它患者的画像都包括在耶鲁的藏品中。”[23]亦有研究者以为:“在耶鲁大学存86幅,在戈登伦敦盖伊医院博物馆存23幅(其中22幅是复制品),在麻省塞伦市的皮博特•伊赛克斯博物馆有1幅。”[24]根据作者2004年在美国考察所知,留存欧美各国机构的啉呱医学绘画作品应当超过上述数量,需要作进一步调查。(图7)啉呱绘制的许多医学图画描绘肿瘤病人,形象往往可怕,有人认为图画使人厌恶,感到怪诞和恶心。不能排除伯驾医生要求啉呱画出使人惊骇的病人肖像,有着证明自己行医的价值,以求获得更多的资助,并给予中国民众更加深刻印象的目的,然而亦不能否认,啉呱的医学图画的确真实地画出了当时中国疾病流行的状况,反映出了西方传教士医生成功地帮助中国民众解除了这样一些恶疾带来的身心的痛苦,和病人在解除病患痛苦以后衷心的喜悦和由衷的感激。在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Gutzlaff)等人编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便收录了众多像啉呱绘画中那样的患肿瘤恶疾的病人在治愈以后赠送给伯驾医院表示感谢的诗文。[25]这些油画描绘逼真,明暗对比强烈,病人刻意摆出姿势,大量画出风格化的背景,可以明显看出来自钱纳利那样的英国学院派油画风格,产生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从而适合伯驾要求医学图画的需要。啉呱为了真实地画出病人的肖像,往往让病人一次在画室坐几个小时,对光线、姿势、着装和整体布局作出深思熟虑的安排。为了简捷地完成绘画,有时候将病人的面容画在事先完成的身体上。为了适应病人肖像画的要求,作品很少使用明亮的色彩,画病人的肌肤和衣裳穿着,画人物的背景,往往采用暗褐的色调,明亮的部位往往突出病人的面容,表现病人的面部特征,这种画法使作品显现出了伦勃朗油画那样的风格。

啉呱曾为一位称为“A k a e”(阿开或阿琪)的患有头部肿瘤女孩画像。女孩的母亲是一位有四个孩子的疍家妇女,也患有阿开那样的肿瘤疾病,她也是伯驾的病人。女孩的肿瘤生长迅速,在第一次手术后复发,伯驾再次给她做了手术,最终得到治愈。[26]伯驾曾在笔记中记述手术的过程:“(1836年)12月17日……阿开,一个13岁女孩,正当我结束这一天工作的时候,我见到一个中国人带着他的小女儿怯怯地走进医院,这孩子初看上去像有两个脑袋。她的右太阳穴上突出了一个肉瘤,从脸颊垂至嘴角,令她的脸丑陋不堪。它遮住了她的右眼,使她睁不开眼睛,见不到光明。……女孩诉说感到晕眩,并且习惯性地把头偏向左侧。……最初看起来有可能除掉它,但我不能不想到失败甚至孩子死于刀下的可能性,医院便会因此中断诊疗或关门大吉。然而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天赐良机,而且很显然,如果听之任之,这个瘤就会要了这个孩子的命。……我决定做这个手术,并采取了预防措施,要她的父母出具签字的书面保证书,如孩子因此身故,他们对我不予任何追究。甚至丧葬也是与她父母预先考虑或达成协议的条款之一。……在(1837年)1月19日,蒙主恩宠,手术进行了。连日阴雨后天空晴朗,几位外科助手的在场协调,以及这孩子接受手术时英雄般地坚忍,都令我最衷心地感谢主的慈悲。……在15分钟前给她服了一剂麻醉剂,在手术中给她喝了酒和水。病人高兴地让人蒙上眼睛,并把手脚捆缚固定。瘤在6分钟后切除了。……14天后,除了四分之一英寸外,整个疮口都愈合了。……”伯驾高度评价啉呱的画像:“我很感谢啉呱,他把那小女孩画得像极了,并且把那个瘤子也画得很准确。”[27](图8)乔纳森•史宾斯(JonathanSpence)在1999年出版的《西方眼中的中国》书中这样评述啉呱所作阿开画像:“她凄凉的形象正是许多西方人从17世纪到现在看见的中国。她站在那里,无知而痛苦,美丽却伤残。她自己的同胞毫无办法,只能让她日渐衰萎,没有表情地看着她死去。但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瞬间改变一切,西方专业知识改造了她,使她在这世界寻得该有的位置,过上幸福的生活。西方人为此诘问,为什么中国人看不到如此简单的事情呢?” [28]由此可见,啉呱的医学图画超出了病例数据的范围,而有更加广阔的肖像画的的意义。伯驾的病人不仅有达官贵人,更多的是中国南方地区的普通民众,而啉呱的肖像画亦将这些普通民众特殊的状况真实地描绘出来,不仅具有医学研究的价值,也具有艺术的价值和社会学的价值。

伯驾曾为一位称为“P o AShing”(包阿兴)自愿接受的患者实施截肢手术,伯驾认为这是中国的首例截肢手术。患者是一个23岁的男子,6年前从房上跌落,左臂肱骨骨折。后来骨折部位接上了,但是在伯驾见到他的六个月前,这个部位再次骨折。伯驾发现患者左上臂皮肤紧缩,且呈下垂的动脉瘤状,这需要从肩部进行截肢手术。啉呱为这位“包阿兴”所作的画像是留存至今众多医学图画中唯一的手术前后对比的肖像画,其余可以说都是属于治疗前的画像。啉呱为“包阿兴”所作手术前后的画像收藏在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和伦敦盖伊医院的戈登博物馆。[29](图9)根据伯驾的笔记:“包阿兴,年龄23岁,于(1836年)11月3日进入医院。6年前他从房上摔下,折断了左臂的肱骨,在肘与肩的中间。……骨头接上了,使手臂又可以派用场,直到6个月前,在一场听戏观剧的拥挤中,它又断了。从那时起,……这只手臂变得越来越粗,直到现在这样巨大的尺寸。除此之外还很疼,它的重量使他的人向一侧倾斜;在几处地方像要炸开似的。”“(11月15日上午11时)用一把大手术刀,先从肩峰两侧切入两刀,在三角肌上端相遇,该肌旋被切下;切割了韧带囊,肱骨的头便脱出其臼,再向上一刀便把手臂从身体割了下来。……从手术刀最初切下到手臂掉在地上,整个时间没有超过一分钟。所割下的手臂就形状而言,最形象的比喻是只大火腿。它重达16斤,或21又1/4 磅。……就我所知,此病人是第一个自愿接受截肢手术的中国人”,“此病人愈合得很好。在大约一年后,他结了婚,靠卖水果用一只手能够维持生计。”[30]

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收藏啉呱为名为“Yang She”(杨氏)的住在“Hwayuen”(广东花县)的病人所作的医学图画,据说伦敦盖伊医院的戈登博物馆也藏有这幅作品。可能是前者的复制品,然而比较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的收藏,这件作品显得更加清晰,保存更加完好。根据伯驾的笔记:“肉瘤。1837年6月19日。杨氏,20岁,花县人。她生了一个瘤,从下颚到喉部垂下来。10年前开始长的。中部宽2英尺3英寸,长3英尺2英寸。下垂至脐,但坐着的时候尚未及膝。患者必须时常以支撑的姿势坐着,以免肿瘤将头扯低下来。在她住院以来的5个月中,她的病情愈发危急。肿瘤仅用时12秒便被摘除了,患者被包扎好后,在床上躺了24分钟。她第一次尝试走路时还很不习惯,因为已经卸下了这么重的“沙囊”。12月17日,她带着仅两个月的活泼的儿子出院了,身体和精神都很好。”[31]手术成功以后,杨氏的祖父称为“Yang Yu-te”的杨玉德携带礼物和谢词来感谢伯驾医生:“秋菊初绽馥郁,谨以数语感念先生之大德与高技,令鄙孙子女得以康复。愿先生之名留传千年子孙,愿先生之功德万年遗福!花县杨玉德”[32](图10)啉呱不仅为成功治愈的病人作画,也为未能治愈的病人画像,其中有一位称为“Wang Ke King”(王克经)的广州茶商的儿子。根据伯驾的笔记:“(1837年) 11月21日。先天性肿瘤。王克经,年龄27岁,是住在广州的一位可敬茶商之子。……几年前这瘤还是慢慢地长,但在近四年中,它长得很快,如今已相当于这个人的约三分之一的重量。……它的基座面约有四分之一英尺……从它的底部垂直向上到它的尾骨上的基座,长为四英尺多……其重量估计在60至100磅之间。当这个人坐下时,肿瘤形成一个圆垫子,把他从椅子上垫高6英寸或更多。它并不疼,这个青年男子的身体也很好。……开刀(确定它的性质,看上去像是淋巴瘤)之前,手术的最主要障碍……是他的夫人不愿意;他自己如今对切除也似乎更感害怕,是否要做手术得由他的亲戚来决定。”他的亲戚决定不做手术。后来伯驾写道:“在1836年3月26日,王克经突发高热,三天后死亡。我在得知他的死讯前并不知道他患病了。立刻前往他的生前居所后,我被引入他的房间,那里有他的两个年轻遗孀和一个小女儿,披麻戴孝,跪在尸体的一侧,前面点着香烛。退出房间以后,我向他的父亲和兄弟们解释了开刀检查这个肿瘤的好处,这不仅对活着的人有益,而且把遗体与肿瘤一同放进棺材也很不方便;他们表示同意……但是母亲和遗孀们不愿意;他们怕血,并怕手术会令死者疼痛。”[33](图11)

西方绘画成为中国画家仿效的对象,从而促使中国写实绘画兴起。有理由相信,啉呱有机会见到西方绘画作品,甚至是西方绘画名作的复制品,并且加以模仿,将西方绘画图式引进自己的绘画创作当中来。一些啉呱绘制的医学图画明显具有西方人体绘画影响的痕迹。作为学习西方绘画的中国民间画家,啉呱的医学图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称为“春宫画”的中国传统情色绘画和来自西方的人体绘画和妓女形象的影响。城市商业文化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情色与性成为城市商业文化的重要主题,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商业繁荣使得当时的广州城情色文化十分发达,洋人、富商聚集的西关、河南一带成为繁华的商业消费区域,其中不乏众多的风月场所。珠江上游弋载有艺妓娱乐宾客的花艇,有与洋人交往的妓女“咸水妹”出没。妓院展示从事商业美术活动的画家描绘妓女的肖像供顾客挑选……研究者认为,啉呱明显地“借用了情色画的方法,来表现模特独特的身体。有一幅画,我们可以从画中人物的姿态和着装看出,啉呱几乎是反讽地重构了某种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的欧洲裸体画,例如安格尔的《大宫女》,啉呱同样描绘了一位妇女庞大的臀部。正像指出的,这幅画是为一位商业顾客所作,啉呱的绘画基础是安格尔的一幅著名雕版作品。由于原画只有黑白两色,啉呱不得不临摹后创作了自己的调色方案。因此啉呱对原画熟谙于心,是毫无疑问的。”[34]“有一幅中西文均署名为‘啉呱’的画,显示啉呱(或者一位水平不错的画工)曾想模仿雕版复制的油画作品,这幅画……是安格尔的东方主义荒诞作品《大宫女》的反向模仿,后者1819年在巴黎画廊展出时曽引起轰动;中国画家应该没有见到原画,但复制品肯定是以原画为基础来雕版的,在颜色方面,或者是依据所拿来的那幅画,或者是自己创作。这里,法国原画的深蓝色布帘,在中国版本里被换成了富有创造性的粉色。”[35]“看啉呱另一幅医学绘画,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画上一位女子平靠在炕上,窗帘形成了画的边框,女子斜靠着床框恰好将她患有肿瘤的乳房显露出来。这幅画与莫奈《奥林匹亚》,布局甚至内容都描绘了一位高级妓女接客之最为人熟知的姿势。”[36]考察啉呱的医学图画,当引发对以往关于西方油画传入中国和人体模特儿写生出现的说法的重新审视和思考。[37]

中国有着悠长久远的写实绘画传统,民间画家绘制人物画、肖像画要求真实描绘对象。在中国传统绘画当中,比较强调“气韵生动”以抒发主观情感的文人绘画,民间画家更注重“应物象形”、“随类傅彩”这样一些写实的技法手段。西方自然科学、医学和工程技术图画传入中国,采用文艺复兴以后迅速全面发展的透视法、人体解剖学、实物写生和色彩方法的西方写实绘画使中国画家获得全新的视觉感受。写实绘画技法最早直接来自西方而不是转道日本传入中国。通过来到中国的西方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的活动,通过在西方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的指导下,按照西方写实绘画要求绘制的自然科学、医学图画和工程技术图画,中国画家、首先是民间画家逐渐掌握了西方写实绘画技法,中国绘画的写实表现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中国画家的艺术审美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正如范发迪在《英国博物学者在19世纪的中国:科学、帝国与文化冲突》书中所说的那样:“自然史上的视觉表现传统使得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能够沟通科学知识,而其它方法都无一成功”,他通过对来华英国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强调中国画家参与合作构建全新视觉图像的重要性,认为:“是中国的画匠将这变得可能。” [38]大量传入中国的西方自然科学图画医学图画成为近代中国写实绘画的重要来源,民间画家绘制的自然科学图画医学图画影响了社会上层的绘画创作,中国写实绘画兴起,中国美术展开了新的现代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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