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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与复性书院现实意义研究

 论文栏目:思想教育论文     更新时间:2018/6/13 10:47:32   

摘要:马一浮先生在抗战的历史背景下,拒绝西学,主张以“心”为纽带,实践“知”“行”的统一,强调传统文化中实践的品格。通过对“复性书院”历史轨迹及《复性书院丛刊》出版历程的梳理,探寻了马一浮教育思想中对社会道德问题的关注,探讨了马先生所坚持之学校教育要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对于我们今天教育体制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复性书院;马一浮教育思想;社会道德;中国传统文化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每当道德出现危机时,就一定会出现类似的有关“人性”启蒙的道德运动。马一浮先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拒绝西学,从根本上否定当时的教育制度,他选择了和其他新儒家一样的观点和立场,主要关注社会道德问题,强调“复性”。本文通过对《复性书院丛刊》及相关古籍进行整理,从中探寻马一浮的学术旨趣,发掘传统文化中有关德性的思想并赋予现代的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寻找一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依然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马一浮的教育思想

马一浮(1883~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自幼聪颖,过目成诵,16岁参加县试名列榜首。先后赴美国、日本游学,对西方经典有所涉猎。1911年回国后,寄居杭州,博览群书,精研儒、释、道,终归儒家。据说在三年间,他读完了杭州文澜阁所藏之全部《四库全书》。马一浮一生不求闻达,专事潜心体究传统儒家文化,特别对宋明理学有着深刻的研究和体验。梁漱溟称之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贺麟称赞他“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涵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仅存的硕果”[1];徐复观在《尔雅台答问•序》中,引述戴君仁所说:“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之后,当推马一浮……谓之现代之朱子可也”[2]。马一浮反对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一贯致力于将儒家“经世致用”精神灌注到学生的灵魂中去。在随浙大西迁期间,满腔爱国热情,一共为浙大师生作了20余次国学讲座,用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于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之中,他开宗明义,开国学讲座“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着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3]1-4,还特地引用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横渠四句教”来鼓励、鼓舞浙大学子担当起社会责任。为什么要学习?儒家最根本的原则是“经世致用”,要求把人一生的学问都用在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上。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强调一个人对国家社会有所担当。在马一浮的教育思想中,教育的目的在于明理,贵在养德。所以,他一向不赞成现代学校的学术分科,认为现代学校分科太细,执着一端,不见根本。教育须融会贯通,以一御万,惟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儒家学术—六艺。马一浮认为,从汉唐到宋明,“六艺”之学一直是中国学问的根源,“群经”统领学术的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书院将课程分为通治、别治二门。前者以《孝经》《论语》为一类,诸子附之,共同修习。后者以《尚书》《周礼》《仪礼》《礼记》为一类,名法墨三家附之;《易》《春秋》又一类,道家附之,为秉性志趣不同的选修类科目。在书院的讲学活动中,马一浮先后讲了群经大义,包括《论语大义》《孝经大义》《诗教绪论》《礼教绪论》《观象卮言》《洪范约义》等六部分,以耳濡目染、润物细无声的书院式切磋讨论的方式提高学生的修养与学问,以期改变现代大学只重知识传授而忽略道德熏陶的弊病。马一浮捕捉到了当时社会弊端——人们求知、学习西方学术都是为了一个功利的目的而忽视道德养成。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非常崇尚心志教育,认为道德养成的根本任务是“去蔽明心”,即去除物欲的昏蔽,发现本心所具有的“良知”,认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着重强调“事中磨练”,人须在实际事物中磨练自己才能站地住脚。马一浮继承了这一思想,希望以儒家重视心身和谐的传统来重建个体日常生活秩序,对此,他强调《论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中的“志”,注重以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事来培养学生的心志。复性书院开办之初,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掌管日常事务,马一浮就派学生乌以风兼任,但乌认为自己是来学院学义理的,对此存有抵触情绪。马一浮开导说,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开,同是错误。乌以风茅塞顿开,高兴接任,乐此不疲。所以,人的心性磨练是现实、具体的。今天,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需要我们突出实践的品格,以“心”为纽带,“在事上磨练”,实践“知”“行”的统一,推动心灵在实践中的持续拓展。马一浮还强调学生主动学习的态度、主动学习的功夫,“求学”要向内体究,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如果你对事物不尊重,尽管身来了,但一定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现今,学生“身在课堂心在别处”也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我国古代就有“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如果没有诚敬之心,即使邀请你来,来了也是白来,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清末新政,清廷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书院制度瓦解。新学制的确立,中国教育从制度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大学以学分为依托,以知识传授、专业学习为重,强调科学精神,这显然与看重传统道德修养,主张向内体究,反求诸己、砥砺德行的教育思想相冲突。“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职责即授业,也传道,而在当今知识教育的体制下,文化教育的代价在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教育传统中对传统文化中修道内容重视不够。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应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势,在教育思想与实践中重视、补充、重构道德价值的教育。在人才培养上,注重把传统书院的精神、教学模式、导师制度、自主讲学的方式等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要通过倡导读经典,让学生直面圣贤的教诲;在教学方式上,让学生主动地学习,保持良好的学习积极性、探究性;而老师作为引导,展开和学生的切磋讨论,形成一种新的培养学生的方式。在传统书院模式和现在西方分科教育的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二、马一浮与“复性书院”

“复性书院”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保存民族文化而开办的一所学校。“复性书院”从1939年9月开始讲学,到1941年5月停止讲学,前后仅存一年零八个月,但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抗战胜利后,书院随马一浮迁至杭州西湖葛荫山庄。后来,书院迁至马一浮晚年居住的蒋庄,即如今的“马一浮纪念馆”。时值抗战之际,国民政府痛感新式教育所带来的偏差,想办一所书院,以期以圣贤之学来匡正时弊。由于马一浮在当时学人之中所享有的盛誉,成为当时朝野两界都认可的人物,众望所归担任院长兼主讲。而马一浮历来对清末民初的教育体制与观念持质疑,甚至是反对的态度,所以不赞同当时废止读经等改革主张,希望通过书院式的传统讲学来实现增进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的目的。1939年夏,马一浮赴四川乐山筹建“复性书院”。创建“复性书院”的主旨在于“复性”,即恢复人的本性。为什么要“复性”?在马一浮看来,人本具有的性是善的,之所以有不善,是由后天的习气所造成。由于人在社会习得的过程中本心被蒙蔽,所以要恢复人的本性、初心,即复明仁义道德善的本性。早在书院董事会成立之际,马一浮即在向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呈《书院之名称旨趣及简要办法》中说道:“书院,古唯以地名,如鹅湖、白鹿洞是也。近世始有以义名者,如诂经尊经之类是也。今若取义,鄙意可名为复性书院。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然矣……”复性书院注重义理,首先取义理之义“复性”为书院命名。他进一步阐释道:“义理之性,有如泉水。当其发于山谷,本自清明,迨后流入田野,则渗入许多泥沙,遂成混浊了。如下一番功夫,将泥沙滤净,则水清明,还是原来的水。学者用力,要在去蔽复初,古人所谓变化气质是也。”[3]5他认为,人的本性如山涧之泉水,源头清澈无比,之所以后来变坏,就如流动过程中混入了泥沙使水变得混浊一样。那么,怎么样才能恢复人的本心?这就要下一番功夫,将泥沙滤净,还原来清明之水,就像世俗的灰尘蒙蔽了我们的良知和精神,去蔽复初,恢复人本来清明的本心—“复性”。马一浮从宋儒的心性之学中去寻找人性。他认为,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的理是普遍和永恒的,理在人的心中就体现为性,即人性。他从儒家心学出发,认为心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宇宙的一切运动变化都源于人心。人心与天地之心,即义理是相通、同一的。“复性书院”崇尚中国传统书院式的讲学之风,把“复性”思想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古代书院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儒学耕作的自留地”,自唐宋以来,书院一直是中华帝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儒聚徒讲学,传授儒家经典。而建立书院,聚群讲学,听圣贤教诲,其目的不是为了培养想要通过科举加官晋爵的人,也不是培养想学得写一手好文章的人,而是“成就人材,传道济民”,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所以,无论在办学思想还是在教育内容上,都体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永恒命题。在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这些书院大师们看来,书院教育的内容不是传授一般的知识、技能之学,而是有关身心性命、圣道纲常的根本之学,其目标在于培养既具有圣贤人格又具有济世救民能力的体用兼备的理想人才。这些理学大师们,都是以书院为阵地,倡导将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以达到“明道义正人心”的教育目的。“复性书院”的教学以自由讲习与悉心体究、学生质疑问难为主,讲习之风沿袭了陆王心学(儒学一学派,代表人物为北宋程颢,南宋陆九渊,明朝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心学”的主旨在于“致良知”,与朱熹的理学相区分。)的教育理念,这实际上也符合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上的一条重要原则:体道。

三、传统教育的传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4]2017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道德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任何时代,只要有人心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就一定有马一浮那种“复性”的要求,社会变迁如果忽视了社会发展中与科学并行的道德问题,那么道德危机也必然成为社会所必须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马一浮早年接受过西学,但却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西方文化并拒之于千里之外,主观上不愿意用现代的语言与外界进行交流。他如此地突出中国传统文化之地位,其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而不致于陷于自卑和盲目崇洋。在讲学期间和停止办学以后,书院很长一段时间从事刻书活动,希望以此保存一点文化血脉。办学之初,他就提出了书院应“刻书与讲学并重”。“复性书院”开办之初便设有编纂处,负责编辑撰写相关经籍,《复性书院丛刊》便是当时所刻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丛书,内容以儒家典籍为主,也刻了一些马一浮的著作,是研究宋明理学在注释和版本方面都极好的原始资料。我国历史上的书院从来都有编撰、汇刻书籍的传统,马一浮也曾多次开导弟子,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群经统类》便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开列出的五十多种经学著作,当年因为战乱而没有完成其整理工作。丛书《复性书院丛刊》全书分“群经统类”(其中又分初、甲、乙三编)和“儒林典要”(其中又分一、二、三辑)两大类。在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的时代背景下,为使儒学有传,马一浮选择了和其他新儒家一样的观点和立场,主要关注社会道德问题,始终不渝地坚持学校教育要学儒术的思想,坚持教育以儒学为主要内容。他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可谓难能可贵,对传统文化的坚守精神弥足珍贵。上世纪90年代以后,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高等院校开始设立国学院、国学研究所,开设国学班等。据统计,目前国内高校创办的国学班、国学院、国学研究所等有二十所左右,他们在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如何融入大学教育,致力于与中小学教育、民间的国学教育进行联结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但是,问题也同样存在,在目前的高校教育体制中,儒学课程仅仅是“哲学”一级学科下“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传统儒学的历史性、社会性等均非“哲学”所能涵括;在中小学教材中,传统文化部分的比重也明显不足。陈寅恪曾言,“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5]。文化的复兴在教育,中国人做人、立国的基本道理都存在于经典之中,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不管在国家层面,还是民间机构,都要通过对经典的整理和弘扬,把传统文化中基本的理念阐释清楚,宣讲透彻,把蕴含于经典中的义理传达给下一代,帮助他们更真切地体认传统,汲取智慧,在今天的现代语境中,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弘扬光大,成为国人的共识,以此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历史和传统从来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并不意味着完全复古,而是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为21世纪的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开出新的枝叶和果实,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同时,从现实出发去研究古代,彰显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底蕴,重建传统,才能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大学等文化机构要通过对《复性书院丛刊》这些传统经典的整理,不断梳理、审视传统经学及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从学理层面阐明“真正的古代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从而锻造出尊重本土文化的理论模型和实践道路。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相关学科,恰恰是对改革、创新现行大学教育体制的时代回应,也是对马一浮当年拒绝西方现代教育体系,强调中国传统经学的传承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蕴含于像《复性书院丛刊》这样的中华典籍之中的人文思想,无疑成为我们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16.

[2]马一浮.尔雅台答问:卷一[M].台北:广文书局,1973:19.

[3]虞万里.马一浮集:第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4]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EB/OL].(2013-08-21)[2017-12-10].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362.

作者:黄志奇 单位:贵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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